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陈光中

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

陈光中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１９７９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正。这次修正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并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定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作为一名参与了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全过程的学者，笔者拟就修改工作中涉及的几个带有一般经验性的问题，谈一下个人的体会，以期对我国刑事法律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提供点滴有益经验，并有助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

一、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

犯罪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危害最大的违法行为，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严重损害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有罪不究，有罪不罚，任凭罪犯猖狂，祸国殃民，必将使民无宁日，国无安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了有效地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国家不仅要制定刑事实体法——刑法，对定罪量刑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必须制定刑事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为如何追究犯罪、惩治犯罪设置专门的机构，规定活动的原则和具体的程式步骤，以保证正确而有效地惩治犯罪。正因为如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开宗明义第１条中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有力地打击犯罪，这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十分关注的问题。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采取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机制，强化了打击犯罪的力度。主要有：１．新规定，对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的，人民检察院有权通知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第８７条）。２．扩大了拘留对象的范围，而把原第４１条第６项即“身份不明有流窜作案重大嫌疑的”改为第６１条第６、７项即“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而且对于后三种人，拘留期限可以延长至３０日（第６９条）。３．放宽了逮捕条件、羁押期限，将逮捕条件中“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６０条）。新规定的羁押期限较原规定放宽之处有四：一是将规定包括拘留期限的侦查羁押期限，改为仅指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拘留期限另算（第１２４条），这一条增加了１０—１４天的羁押期。二是，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第１２８条）。三是，对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延二个月（１２７条）。四是，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刑诉法延长期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批准仍可延长二个月（１２８条）。４．扩大自诉案件范围，加强被害人追诉犯罪的权利。根据修正后的刑诉法第１７０条规定，自诉案件不仅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还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而且第１４４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被害人可以不经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以上规定不仅加强了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制约，而且有力地强化了对犯罪的追诉，对防漏防纵起重要作用。


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因为刑事诉讼法不仅是追究犯罪的有力工具，而且还是保障公民人权、抑止国家滥用刑罚权的重要法宝。公民的人身、财产乃至生命等权利除了要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以外，也可能因为国家权力的滥用而遭受损害。因此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内涵十分丰富，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及时惩处，保护一般公民的人身、财产、生命等合法权利，使其不受犯罪行为的侵犯；二是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三是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行使；四是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惩罚，即做到程序合法、事实准确、定罪正确、量刑适当。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没有矛盾的。但在具体运作中有时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对这两者应加以协调，使之最终统一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达到刑事诉讼的最佳社会效果。

这里有必要指出，诉讼程序上的人权保障，即西方所说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保证实体处理的正确性，而且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马克思早就说过，程序法不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①］程序法的自身价值就在于体现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民主、法治，给诉讼参与者及有关的人以公正、人权、法治的感受和教育。例如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不仅会造成冤假错案，而且给人以野蛮、落后、残暴的感受，并通过司法这个窗口对社会公正发生怀疑，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对抗。因此，一个案件，程序不合法不公正，即便实体结果是正确的，也不会真正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至少不会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因为正效应被负效应全部或部分抵消了。


这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促进民主、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加强人权保障成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一项突出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确立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的原则（第１２条），受刑事追诉者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定以前，不能认为是有罪的人；而只具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份。这为对其诉讼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２．取消了收容审查这种缺少监督制约机制、容易侵犯人权的行政强制手段，把其中与犯罪作斗争所需要的内容纳入法定的拘留、逮捕轨道上来。３．允许律师、辩护人提前参加诉讼。根据修正后的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即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样就使律师、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大大提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得到切实的保障。４．改革审判方式，公诉人有举证责任，调动控

辩双方的积极性，这有助于保证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人权的保障。５．确立“疑罪从无”的规则。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法院在开庭审理后，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或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人权保障上的重大进步。


是否有必要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有人深存疑惑，害怕这样做会削弱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笔者认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国情适度加强人权保障，是形势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上层建筑应当适应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颁布时，改革开放尚未起步，计划经济尚未改制。十七年后的今天，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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