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人权思想/杜钢建

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现象极为愤慨，痛斥道：“

法民入英，必守英法；英民入法亦然。独彼之至吾土地，则悍然不服吾法”。“乃
　　今一国之内，有数十国之律令淆行其中，如此而不终至乱者，未之有也。”[101]法权统一是实行法治的前提，也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独立领土完整的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凡国皆地律相尽”，“地之所在，法之所行。”[102]法权统一是现代独立国家的基本标志。严复关于法权统一的主张，反映了近现代人权发展的一个特殊方面。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与现代许许多多国家将民族自决权纳入人权范畴的道理是一致的。法权统一的主张是严复人权法思想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结 束 语
　　严复的人权法思想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谱写了独具光彩的一章。他的人权法思想具有跨世纪启时代的性质和意义。严复在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他精心翻译的西学名著影响于世，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比划中西纵论今古所提出的自由为体个人本位的人权法思想将随着时代的进步愈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当人权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时，严复的人权法思想终将会以其特有的格调和深刻的哲理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迪。具体说来，他的自我本位推已及人的人我关系论，他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本位论，他彻底否定恃人而推崇恃制的法治自由论，以及他的民力民智民德的三民人权体系论，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充满着深刻见解和独到胆识。所有这些理论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国一直没有机会得到认真深入的讨论。思想家们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还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看来严复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提出的课题只能留待二十一世纪的人人来解答了。?
　　当然，严复的人权法思想如同他的时代一样属于批判旧制幻想前景的开创阶段，因而，其中肤浅片面挂一漏万的地方也是屡见不鲜的。他曾不遗余力地热情宣扬近代西方的天赋人权论，但却从未努力去系统地研究天赋人权论的产生和发展；他对时代人权问题的所有重要内容都作过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在其主要著作中从未使用过人权这个词，尽管人权一词已为他的时代所不陌生；他多次论述天赋自由权由天畀，但却没有像许多革命派人物那样直呼天赋人权；他在主观上将自由论作为自己的重大课题来研究，但还没有完全站在近现代人权论的高度看问题。严复的人权法思想只是为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划出了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其中的意义甚至可能连他本人还未意识到。如同马克思尽管从未想过要开创一门叫做法社会学或社会法学的学科而被后人一致公认为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严复尽管并未有意识地去创成一种人权法理论，但他在这一领域中作出的开创性论述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
　　严复的思想在前期和后期固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未达到后人所评断的那样从全面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的严重程度。严复前期热情宣传西学西法的时候，他在思想深处从未对中学中法作出全盘或彻底否定。相反，即使在高呼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的《原强》中，他也冷静地注意到“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103]无论在家给人足方面，还是在比户可封方面，抑或在刑措不用方面，“皆西洋各国之所不能”。[104]严复提醒道：“故深识之士，谓西洋教化，不异唐花，语虽微偏，不为无见。”[105]他从英国禁酒禁重利盘剥之法，到瑞典禁贫民嫁取不以时之法，到法国三为民主而官吏威权益横，到美国立法至精而苞苴贿赂之风无由尽绝，一一历数，来说明孔子程子的王道礼教的道理。他还以顾炎武的“合天下之私为公”的公治论来附会西方的民主论；他以孔子知之为知之的思想来攻击八股法制，他呼吁痛除八股大讲西学，不是要抛弃传统经义，而只是为了反对以教条主义对待传统经义，他主张学习西学西法，也是为了求归反观“吾圣人之精意微言”。就西学与中学的初衷而言，“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无论就学术黜伪崇真而言，还是就刑政屈私为公而言，西学西法与中学中法“初无异也”，差就差在自由不自由上。严复从未发表过激烈的反孔言论，甚至在他的著述中很难发现直接攻击孔子的话。相反，他一直对孔子推崇倍至。甚至在翻译《法意》时，也再三在按语中以孔学释西学，认为孔子患不均的言论“皆民主平等之法言”。在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辟韩》中，他称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为“古今之道义”。他对中国君主制的批判也基本上限于自秦以降，而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向为称颂。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教法互补的原则在他的思想中始终是根深蒂固的。他对中国古法从未全盘否定。批判是为了继承；中法当初是战无不胜的“累胜”“自存”。而今只是需要“修治精进”以适应新形势而已。?
　　公平地讲，严复前期和后期的基本思想状况是：前期侧重于宣扬西学西法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精神，同时并未彻底否定中学中法的传统；后期侧重于强调中学中法的王道一统任法任术的思想，同时并未否定西学西法的精神，只是认为共和不适宜于中国国情而已。他对西学西法和中学中法的态度始终是比较中和客观的。一般说来，他既不像康梁章那样在中法的传统中陷得过深，也不像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倡者陈独秀胡适等人那样主张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传统。?
　　严复后期思想发生变化的现实原因固然是他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乱、官吏横暴的动荡腐败局面不满而渴求国家统一安定。但是，他后期思想发生变化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上，他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乃至后来几代思想家一样，错误地看待民力民智民德与自由共和的关系。他的思维模式的特点是只看到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不知道自由共和的实现本身也需要一个过程。本来这两个过程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他们却将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一谈到自由共和立即就有一个完整无缺的西方人经过几百年奋斗才实现的模式呈现眼前。以这个完成模式来对照中国方才开始起步的现实民情国情，自然会有离题悬殊之感。本来国民素质条件的增进同自由共和的发展这两个过程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一致的。现在拿其中一个过程的起点来对照另一个过程的终点，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大失所望。他们根本不了解西方国民素质条件的训练和提高正是在努力发展自由共和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先具备了所谓素质条件然后于一夜之中建立了自由共和。?
　　严复等人的上述错误认识估且可以称之为过程分离论。其特点在于将国民素质的提高过程同自由共和的实现过程分离开来。由过程分离论必然导致出种种莫须有的“过渡阶段论”，即认为发展自由共和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而将实行自由共和的任务推到过渡阶段以后再考虑。过渡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创造条件，甚至不惜以独裁专政和巨大牺牲来训练国民。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段论所犯的绝大错误就是由过程分离论产生的过渡阶段论。它将宪政的实行推迟再推迟。过渡阶段论一般在形式上是维护安定大局，而实质上是巩固专制权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真正认识到过程分离论的错误而大彻大悟的思想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胡适。胡适的彻底觉悟是在1929年《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大骂国民党蒋介石推迟民主进程，并表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我们不信于

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然而，胡适的觉醒之声在当时的思想界孤掌难鸣，更未使世人猛醒。过程分离论的危害并不限于影响到严复一代思想家，而是波及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进程，至今余波未静。过程分离论的形成应该说是时代的错误，它并非一个人所能造成。在这个问题上，对严复也不能求全责备。这里笔者仅提出此问题作为本文的结尾，但愿后人在评断严复思想时更能持平、客观、深入。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一章。
　　[2] 严译《法意》卷一按语。
　　[3] 同上。
　　[4] 严译《法意》卷一按语。
　　[5] 严译《法意》卷一按语。
　　

《严复的人权思想/杜钢建(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