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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采取限制或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权时，对社会公开的方式是拘留、逮捕、判刑等涉及一个人的名誉、荣誉。但问题一是实践中很少判决同时侵犯了民誉权、荣誉权，承担方式上很少判决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有的案件明明是国家机关错了，也判决国家赔偿了，但就是对受害人要求的赔礼道歉不支持，匪夷所思；二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即使认定构成侵犯名誉权、荣誉权的，没有金钱赔偿的法律规定，这是它的缺陷。
（四）、立法者对赔偿标准的意旨。
在《国家赔偿法（草案）说明》中“国家赔偿的标准和方式，是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的：第一 ，要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适当的弥补 ；第二， 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务能够负担的状况 ；第三， 便于计算， 简便易行。”即理论上采取国家有限豁免的补偿原则不是赔偿原则；其次考虑赔偿负担能力情节；还要方便赔偿机关计算。
世界上，国家赔偿标准分全部赔偿、补偿、慰抚三种赔偿原则。我国虽然立法者试图采取补偿原则，但具体立法标准与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挂钩的结果，实际采取了象征性慰抚原则，这造成立法目的与立法条文脱钩。如果坚持国家补偿原则，应修改《国家赔偿法》的第二十六条规定。我认为，目前阶段采取补偿原则是适宜的。慰抚原则深受国家豁免论的影响，具体赔偿不是国家责任有限豁免而是国家责任基本豁免。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与国家的目的与作用学说发展等展示了国家责任全部豁免、基本豁免的落后，尤其国家赔偿理论的世界发展更让人们对国家赔偿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当前国家补偿责任的发展也促使国家赔偿责任向全部赔偿原则发展，试想，如果国家征收等合法行为都采取国家补偿原则，而对违法行为却采取低于合法行为的慰抚赔偿标准，情理不符。
关于赔偿考虑国家负担能力问题，过分担心了国家的财务负担状
况，也过分估计了老百姓的索赔积极性和索赔能力。据 ，深圳的国家赔偿基金 内蒙古
赔偿考虑侵害人的负担能力是越来越被接受。但在国家赔偿案件中，因为我国的错案追究赔偿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导致赔偿由国家全部承担的结果。这实际上豁免了“错误执法责任”。如果说执法难面有错，那很容易理解“补偿”原则，目的鼓励执法，吸引优秀人才。但手我握权力的执法者，《国家赔偿法》也赋予了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也是可以免掉许多赔偿数额，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公认的法理是，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不能免责，即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当“全部赔偿”。何况《国家赔偿法》已经确立了国家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者的追究赔偿责任，国家没有多掏那部分钱，实际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者承担了“全部赔偿-补偿”的差价，国家负担没有加重，国家承担的还是“补偿原则”，但对受害人来讲是全部赔偿，如果国家机关不追究故意或重大过失者的责任，那是国家的事，不能以自己不去追偿就来抗辩对受害人少陪，这明摆着是让受害人承担了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违法者的责任了吗！这真么能够实现《国家赔偿法》的法律功能：救济、惩罚、预防。没有惩罚，救济不够，避免错误执法的“预防”功能，提高执法水平又从何谈起呢。
从另一方面索赔讲，国家的实际负担没有预料那么重，因为在当前环境下，放弃国家索赔的不少，索赔的有很多难处，索赔难比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难。索赔多年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如《羊城晚报》（2000/8/10）报道的洛阳陈红杰蒙冤4年，至今在讨说法。国家责任并不是采取国家机关错了主动认错赔偿的方式。
我国赔偿标准采取了“一刀切”计算方式，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计算是方便了，但不考虑实际情况，用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是因小失大。“因为追求效率的程序设计牺牲实体公正，与人民法院努力实现公正、效率的司法价值目标不符。”（最高院
我国1963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冤狱补助费问题的复函》中一律不补发；1985年9月13日劳动人事工资局《关于受处分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的复文》采取基本补发工资。当然补发工资因每个人的工资不同补发的标准也不一样，当前采取全国一个标准，每日33、25元对广州的人员与兰州的人员的生活分量是不同的。日本、台湾地区都没采取一个数额，何况我国地域广阔生活与收入水平差别较大的现实也决定了全国一个数额标准有失正义，不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补偿目的。
二、我国人身自由权的民事赔偿标准
人身自由权没有在《民法通则》中确认，所以过去有的认为人身自由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政治权利，具体保护方法主要依靠《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保护。随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国家赔偿法》对人身自由权的立法承认，当前人身自由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经没有争议了。
关于民事赔偿却还是个漏洞。按法理上有权利就有救济原则讲，只有人身自由权，却没有民事赔偿的理论与规定，就如同事物只有正面没有背面，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该事物，不存在民事领域的人身自由权。
我国《刑法》对非法拘禁定罪处理，并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规定，但因民事法律就没有侵害人身自由权赔偿规定导致无法实现，也没有检索到一起这方面的案例。在单纯民事领域，有关人身自由权民事赔偿标准的案例和研究文章还没有检索到，虽然现实中多次出现为了讨债扣押人质、非法拘禁的案件，如福建某县法院对两人为讨债非法拘禁债务人，被判有期徒刑，但也没有受害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的报道。（2001年01月10日人民法院报） 还有其他方面的限制人身自由例子南方某外资企业，禁止职工周末外出；某矿工医院领导未经本人和家属同意派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强制住院医疗38天，医院结论为：“未发现明显精神症状，故未给予抗
精神病药物治疗。”（1988/5/28安徽法制报）等等， 一方面侵犯人身自由的民事案件并不鲜见，另一方面对具体的赔偿问题，却难以见到，由此对此研究的必要性。
理论界，比较系统和深入研究的是杨立新著的《人身权法论》。该书对赔偿标准推荐两个方法：“当侵害人身自由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时，可以参照《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赔偿责任。按照《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的按日定额赔偿，亦为较好的办法，也可以参照适用。”（P585）遗憾的是该书对此没有分析两个标准的很大差别及其适用的不同意义。
在法律实务界，具有人身自由权赔偿法里程碑意义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一次在司法界确认了人身自由权作为民事人格权的法律地位，其次肯定了精神抚慰金赔偿，但从精神赔偿领域的角度和范围谈赔偿标准，对其他损害方面没有规定，即该范围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虽然仅适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该赔偿标准所采取的方式具有研究意义。“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在民事领域，侵害人身自由权的，造成的损害的范围应当多方面考虑，不应局限于单纯的自由，还在于相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如扶养人的生活损害等。
三、民事赔偿标准与国家赔偿标准的比较
《错关你一天赔多少钱(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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