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哈贝马斯著
到狭义上的道德问题，而且还涉及
到实际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并让相互冲突的利益达成妥协。与道德
规则明确界定的规范要求不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要求（Legitimit？
tsanspruch）依靠的是不同类型的理由。
正当的立法实践依赖的是由话语和协商构成的网络，而不仅仅是
道德话语。
自然法认为，法律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自然法的这一观念
是错误的。我们最好还是把法律理解为道德的功能补充。因为，法律
确实有效，又是合法制定的，并且可以反复诉讼，它能使那些具有道
德判断和行为能力的人摆脱纯粹基于个人良心的道德要求，主要有认
知要求，动机要求以及组织要求等。法律能够弥补高标准道德要求的
不足，因为从经验效果来看，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最终在认识上是
模糊的，在动机上是不可靠的。自然，这并不能使立法者和执法者不
再关心法律与道德的和谐问题。但法律的调节过于具体，以致只能通
过与道德原则的相容性而为自身获得合法性。可是，如果实在法不是
从一种较高的道德法那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那它又该到哪里去寻找
其合法性呢？
象道德一样，法律也应当保障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法律
也必须在维护自由的条件下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法
律的实在性迫使自主性发生了分裂，而且比较奇特，这种情况在道德
领域并不存在。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自决，在下述条件下是一个统一的
概念：即它要求每个人都遵守那些根据自身的公正判断或大家共同得
出的判断而形成的规则。然而，法律规范的约束性，并不只是在于意
见和判断的形成过程，而且也在于立法当局和执法当局具有集体约束
力的决定。这样就有必要在概念上区分不同的角色，即法律的制定者
（和解释者）与一切有效法律的接受者。自主性在道德领域可以说是
人为铸造出来的，而在法律领域则只能以二元形式出现：即私人自主
与公共自主。
但是，这两个环节必须协调起来，最终做到一种形式的自主不能
损害另一种形式的自主。私法主体的行为自由与公民的公共自主是互
为前提的。这一互动关系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当法人在行使
其公民权的过程中能够领悟到自身便是那些他们作为受众而必须遵从
的法律的创造者，他们才可能是自主的。
3 人民主权与人权的协调问题
现代自然法理论一方面捍卫人民主权（Volkssouvernit？t）的
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由人权保障的法治（Herrschaft der Gesetze）
，以此来回答合法性问题。这点并不奇怪。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体现的
是确保公民公共自主的沟通权利和参与权利。法治则表现了维护社会
成员私人自主的传统基本权利。因此，法律是作为同等保护私人自主
和公共自主的工具而获得合法性的。当然，政治哲学未能在人民主权
与人权之间，“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达成平衡。
公民的政治自主被认为是体现在共同体的自发组织之中，而共同体是
通过人民的主权意志为自己立法的。另一方面，公民的私人自主被认
为是采取了确保公正法治的基本权利的形式。一旦出现这样的妥协，
那么，主张一种观念就得以牺牲另一种观念为代价。这两种观念我们
一看就知道具有共同的来源，但这点一直都被忽视了。
共和主义（Repulikanismus）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政治人文主义那里，它一直强调公民的公共自主优先于私人的
前政治自由。自由主义（Liberalismus）则源于洛克，它坚持认为多
数专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而主张人权具有优先地位。按照共和主义
的观点，人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由于政治共同体中道德自我理解
和主权自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人权从一开始就
构成了合法性的障碍，阻止了人民的主权意志进入神圣不可侵犯的个
人自由领域。就法人的自主概念而言，卢梭和康德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把主权意志和实践理性联系起来一同考察，从而使人民主权和人权
可以相互解释。但是，他们两位都无法恰当地处理这两种观念具有共
同来源这一层关系；卢梭偏重于共和主义观点，康德则倾向于自由主
义立场。他们都没有抓住他们想要澄清的直觉问题：即人权观念追求
的是主体在法律中享有的同等自由，它既不能作为外在的约束而强加
于最高立法者，也不能作为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的功能而沦为工具。
要想准确地表达出这种直觉问题，就必须从话语理论的立场来看
待民主程序；民主程序只有在社会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条件下才会为立
法过程提供合法化的力量。我在这里依据的是一个无须深入探讨的基
本命题，即只有当一项规则让所有的参与者通过理性话语都表示同意，
它才可以声称自己具有合法性。如果话语以及协商过程
（Verhandlung）——其公正性又依赖于话语程序——提供了能够供
合理的政治意志活动的场所，那么，被认为是民主程序基础的合理假
定，最终就必定依赖于充满艺术性的交往程序：关键在于正当立法所
必需的交往形式自身通过法律加以制度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因此，
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公民的公共交往实践必须在法
律上得以制度化，而这种必然性正是人权自身所能提供的。人权使得
人民主权的合法行使成为可能，但它不能作为外在的约束而强加给这
一实践。
自然，这一分析只是阐明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即交往和参与的权
利，这些公民权利保证了政治自主性得以落实。但未能澄清保障公民
私人自主的古典人权。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尽最大可能保障主体行
为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权利，以及保障国家公民地位和为个人提供广泛
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有追求他个人社会目标的平等
机会，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质价值，至少不能被化约为民主意志形
成的工具价值。我们在下文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观点，
民的自决实践成为可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凭直觉认识到，
古典的自由权利与公民的政治权利具有相同的来源。
4 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关系
人权当然还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得到很好的证明。但人权不可以把
它们专断地放到主权之上。确实，公民的法律自主观念要求法律的接
受者同时能意识到他们自身又是法律的制定者。如果民主制度下的立
法者把人权当作是类似于道德事实的东西，而目的只要想把人权实证
化，那么，这种想法就会与上述观念发生矛盾。同时，也不应该忽视，
公民承担共同立法者的角色，他们没有选择媒介的自由，而只有通过
运用这种媒介，他们才能实现其自主性。他们只是作为法律主体参与
立法；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已不再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自
我立法的民主观念必须在法律自身的媒介中获得其 《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哈贝马斯著(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71563.html
到实际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并让相互冲突的利益达成妥协。与道德
规则明确界定的规范要求不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要求（Legitimit？
tsanspruch）依靠的是不同类型的理由。
正当的立法实践依赖的是由话语和协商构成的网络，而不仅仅是
道德话语。
自然法认为，法律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自然法的这一观念
是错误的。我们最好还是把法律理解为道德的功能补充。因为，法律
确实有效，又是合法制定的，并且可以反复诉讼，它能使那些具有道
德判断和行为能力的人摆脱纯粹基于个人良心的道德要求，主要有认
知要求，动机要求以及组织要求等。法律能够弥补高标准道德要求的
不足，因为从经验效果来看，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最终在认识上是
模糊的，在动机上是不可靠的。自然，这并不能使立法者和执法者不
再关心法律与道德的和谐问题。但法律的调节过于具体，以致只能通
过与道德原则的相容性而为自身获得合法性。可是，如果实在法不是
从一种较高的道德法那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那它又该到哪里去寻找
其合法性呢？
象道德一样，法律也应当保障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法律
也必须在维护自由的条件下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法
律的实在性迫使自主性发生了分裂，而且比较奇特，这种情况在道德
领域并不存在。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自决，在下述条件下是一个统一的
概念：即它要求每个人都遵守那些根据自身的公正判断或大家共同得
出的判断而形成的规则。然而，法律规范的约束性，并不只是在于意
见和判断的形成过程，而且也在于立法当局和执法当局具有集体约束
力的决定。这样就有必要在概念上区分不同的角色，即法律的制定者
（和解释者）与一切有效法律的接受者。自主性在道德领域可以说是
人为铸造出来的，而在法律领域则只能以二元形式出现：即私人自主
与公共自主。
但是，这两个环节必须协调起来，最终做到一种形式的自主不能
损害另一种形式的自主。私法主体的行为自由与公民的公共自主是互
为前提的。这一互动关系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当法人在行使
其公民权的过程中能够领悟到自身便是那些他们作为受众而必须遵从
的法律的创造者，他们才可能是自主的。
3 人民主权与人权的协调问题
现代自然法理论一方面捍卫人民主权（Volkssouvernit？t）的
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由人权保障的法治（Herrschaft der Gesetze）
，以此来回答合法性问题。这点并不奇怪。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体现的
是确保公民公共自主的沟通权利和参与权利。法治则表现了维护社会
成员私人自主的传统基本权利。因此，法律是作为同等保护私人自主
和公共自主的工具而获得合法性的。当然，政治哲学未能在人民主权
与人权之间，“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达成平衡。
公民的政治自主被认为是体现在共同体的自发组织之中，而共同体是
通过人民的主权意志为自己立法的。另一方面，公民的私人自主被认
为是采取了确保公正法治的基本权利的形式。一旦出现这样的妥协，
那么，主张一种观念就得以牺牲另一种观念为代价。这两种观念我们
一看就知道具有共同的来源，但这点一直都被忽视了。
共和主义（Repulikanismus）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政治人文主义那里，它一直强调公民的公共自主优先于私人的
前政治自由。自由主义（Liberalismus）则源于洛克，它坚持认为多
数专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而主张人权具有优先地位。按照共和主义
的观点，人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由于政治共同体中道德自我理解
和主权自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人权从一开始就
构成了合法性的障碍，阻止了人民的主权意志进入神圣不可侵犯的个
人自由领域。就法人的自主概念而言，卢梭和康德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把主权意志和实践理性联系起来一同考察，从而使人民主权和人权
可以相互解释。但是，他们两位都无法恰当地处理这两种观念具有共
同来源这一层关系；卢梭偏重于共和主义观点，康德则倾向于自由主
义立场。他们都没有抓住他们想要澄清的直觉问题：即人权观念追求
的是主体在法律中享有的同等自由，它既不能作为外在的约束而强加
于最高立法者，也不能作为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的功能而沦为工具。
要想准确地表达出这种直觉问题，就必须从话语理论的立场来看
待民主程序；民主程序只有在社会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条件下才会为立
法过程提供合法化的力量。我在这里依据的是一个无须深入探讨的基
本命题，即只有当一项规则让所有的参与者通过理性话语都表示同意，
它才可以声称自己具有合法性。如果话语以及协商过程
（Verhandlung）——其公正性又依赖于话语程序——提供了能够供
合理的政治意志活动的场所，那么，被认为是民主程序基础的合理假
定，最终就必定依赖于充满艺术性的交往程序：关键在于正当立法所
必需的交往形式自身通过法律加以制度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因此，
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公民的公共交往实践必须在法
律上得以制度化，而这种必然性正是人权自身所能提供的。人权使得
人民主权的合法行使成为可能，但它不能作为外在的约束而强加给这
一实践。
自然，这一分析只是阐明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即交往和参与的权
利，这些公民权利保证了政治自主性得以落实。但未能澄清保障公民
私人自主的古典人权。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尽最大可能保障主体行
为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权利，以及保障国家公民地位和为个人提供广泛
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有追求他个人社会目标的平等
机会，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质价值，至少不能被化约为民主意志形
成的工具价值。我们在下文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观点，
即人权使得公
民的自决实践成为可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凭直觉认识到，
古典的自由权利与公民的政治权利具有相同的来源。
4 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关系
人权当然还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得到很好的证明。但人权不可以把
它们专断地放到主权之上。确实，公民的法律自主观念要求法律的接
受者同时能意识到他们自身又是法律的制定者。如果民主制度下的立
法者把人权当作是类似于道德事实的东西，而目的只要想把人权实证
化，那么，这种想法就会与上述观念发生矛盾。同时，也不应该忽视，
公民承担共同立法者的角色，他们没有选择媒介的自由，而只有通过
运用这种媒介，他们才能实现其自主性。他们只是作为法律主体参与
立法；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已不再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自
我立法的民主观念必须在法律自身的媒介中获得其 《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哈贝马斯著(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