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宪政

国家意志及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51]所以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就迫不及待地设计一套国家权力体系并制定各种法律来维护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那套法律体系，主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马克思讽刺说：“对于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是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的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52]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法律的阶级本质说：“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的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53]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宣布主权在民，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但正如列宁所言，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果不给有产阶级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不能管理这样一个大国，资产阶级“政府并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而是维护一个阶级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维护有产阶级来反对穷人的阶级，维护资本家来反对工人。”[54]  
资产阶级追求并自诩为最先进的民主和自由，同样具有极强的阶级性。列宁说：“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想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55]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结合社会现实总结说：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56]”“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57]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法律及其民主宪政制度安身立命的根据在于它们能够满足甚至放纵资本的增值欲望。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只能是以维护资产者权利为价值追求。资产阶级设计的宪政模式，只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的前提下的一种自我调适，必然追求在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讲求一种形式理性。这一点决定资本主义宪政只能是一种形式宪政。
（二）社会主义宪政是一种实质宪政，它不但要防范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合法侵犯
尽管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

本主义法学家就针对形式宪政的局限提出实质宪政的主张，试图救治形式宪政的弊端，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质宪政才能实现。可以说，社会主义宪政是从更高制度层面超越资本主义宪政的一次革命。原因在于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制度还是一种运动，社会主义与以往的思想、制度和运动存在质的区别。哈罗德·J·伯尔曼曾说：“每次革命都可以这样看待：与其说它造成了破坏，不如说它促成了转变。每种革命都不得不与过去妥协，但它也成功的产生一种新法律，这种新法律体现革命为之奋斗的许多主要目标。”[58]  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新法律，要体现的正是实现实质公正，从根本上消除合法侵犯，建立实质宪政这样一个梦想。社会主义的这种价值追求，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特性中窥见一斑。
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依旧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59]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60]但是，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被仇恨的处境，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它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服务。巴黎公社革命是人类试图建立一种全新制度的尝试。马克思评价说：巴黎公社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及其本身而进行的革命。”[61]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不再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是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工具，当这一夙愿得以实现时，国家就趋于灭亡。“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的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62]  
社会主义要实现自由，首先要“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63]，使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服务对象而不是它的奴隶。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通过的法律，而是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用流行的话说，就是直接的‘夺取’。”[64]这从源头上保证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因而在这个时期，“国家就不可避免的应当是新型的民主（对无产阶级和一般穷人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国家。”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除在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65]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简明概括，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宪政颇有启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简短的五句话，从充分和必要条件两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切新生社会和制度所共有的特征。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新生时代都能很好的发展生产力，也正因为他们解放了生产力，才得以取代旧社会。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后的一个新生社会形态，必须能够比资本主义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成为历史潮流。所以生产力条件只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与以往任何社会根本不同之处。前社会主义社会（原始社会除外）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社会主义坚决反对人对人的剥削。但是公平条件只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它社会的必要条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结果造成普遍的社会贫穷。正如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条件和社会公平条件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区别于其它社会的充要条件，“共同富裕”是对这两个条件的高度概括。“富裕”必然要求“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则要求“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所以，“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特权社会，她反对任何阶级特权，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不会被设计来维护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宪政不保护任何阶级的特权，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同的宪政，而不是专属于某一或某几个阶级。”  [66]  
（三）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
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面对实质宪政和合法侵犯时态度迥异，但两者在对待非法侵犯方面没有什幺本质区别，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在新的社会形态确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行使者不滥用职权。在西方，对国家权力行使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宪政实践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这一价值通过权力分立、独立的司法和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这些制度性要素和他们的宪政理念共同促生了西方的形式宪政。就目前的宪政实践来看，西方国家关于形式宪政建设的种种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限制国家权力违法行使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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