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与回应：一项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再研究
沟通的技巧，指导教师用鼓励和同理的方式提升流动儿童的自尊及自我意识，用行为治疗技术矫正流动儿童的行为问题，并协助老师学会面对和处理自己的失望与愤怒，形成与流动儿童的良好互动。
第二，从同伴群体层面的介入。前期的凋查显示，在与同学的互动中，流动儿童表示，“我的同学经常嘲异我”、“我很难交朋友”、“我和别人合不来”、“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我只看不参加”比例分别是19.4%、28.9%、14.8%、22.5%，证实近两至三层流动儿童在学校的同伴群体交往上存在问题。经过相关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很难交朋友、和同学合不来与其“我经常感到悲伤”或“我易于泄气”的情绪体验相关，尤其“我和同学合不来”与情绪体验的相关系数最高，明显高于认为“我给家里添麻烦”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这一结论显示了流动儿童在学校与同学的互动是影响其情绪体验的最重要因素，同伴支持成为流动儿童首要的适应资源。为此，我们以学校为依托，完成了6个共36节次以上的团体工作。团体成员可以是同班的，也可以是不同班，甚至是不同年级的。团体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及其志愿者带领，通过团体活动，与流动儿童一起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来到这个城市的困惑和对未来的期许，指导他们与人相处的技巧，帮助他们提升自信，增强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并将流动儿童分成不同小组完成同一任务，让他们在任务完成中相互竞争与合作，发现彼此的优点和缺点，以达成相互的接纳。
第三，从流动儿童个体层面的介入。任何问题除了与环境相关之外，都和一个人自身的感觉有关（Anderson&Cfuter，1990），因为它是影响人与环境持续互动的要素之一。正是由于家庭迁徙给流动儿童带来的不适应，促使流动儿童形成独特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又成为一种要素，反过来影响了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根据前期的调查，显示有28.9%的流动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22.5%的流动儿童认为我给家里带来了麻烦，22.3%的流动儿童易于泄气，36.8%的流动儿童常常感到担忧。为此，该项目设计了一份心理调查量表，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进行了测量，再与班主任沟通，筛选出班上有较为突出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建立心理档案，进行了个案工作。前后完成40宗个案，最长的个案前后持续了半年时间，针对学生的认知、情绪、行为问题进行了专业辅导，并联系志愿者帮助其中一些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克服学业困难。
（二）选择家庭作为支持性介入系统
对于儿童来说，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家庭对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虽然流动儿童家庭正在经历重大的家庭生命周期改变，个体的发展任务与家庭发展任务并举，家庭适应与个体适应叠加在了同一时空内，给家庭带来很多适应上的困难，但前期的研究也证实，家庭不断地受到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系统的影响，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输入，家庭是愿意也会发生改变的。对家庭的介入，分成了三部分：（l）个案形式介入：在40宗个案的辅导过程中，发现有些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如家长的忽视、溺爱，管教方式的不当，夫妻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父母不良行为的示范等，在个案中一旦发现，都通过家庭辅导，改善家庭互动结构，提高家庭教育水平；（2）利用家长学校介入：利用学校的平台，通过家长学校的形式，一方面呼吁家长关注孩子的成长，协助家长了解该年龄段孩子的特点与需要，以及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另一面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提升家长与孩子沟通的能力，增强家长管教孩子的技巧。与此同时，该项目也适时培训家长一些舒缓压力、管理情绪的技巧，帮助他们调整心态，增加家庭的弹性，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因为他们的适应将对孩子的适应有更大的帮助；（3）利用亲子活动介入：一年里组织了三次亲子活动，如“感受家，感受爱”、“亲子牵手成长”等活动，让家长在活动中与孩子沟通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加深彼此的了解，在了解后相互理解；同时也创造机会让家长与家长之间相互接触与沟通，在沟通中相互学习，相互支持。
（三）选择社区作为行动性介入系统
社区是流动儿童成长的又一重要环境。有研究也证实，城市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流动儿童的准备，尤其成年人的社会排斥更为明显，这些排斥不可避免地在城市的社会政策、社会认知、社会心理、社会行动上呈现出来，呈现出一种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断裂（杨娜，2010）。有学者指出，以往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呈现的是一种农民工群体自发的、单向度的、无序的融入行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吕新萍，2010）。为此，该项目在设计介入时，特别强调了引导性的、双向度的、有序的融人行动。（1）引导社区资源进入学校。引导社区中的资源，社区志愿者、高校志愿者、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消防教育部门、普法教育部门进入学校，通过宣讲、志愿服务的形式与流动儿童接触，如社区的老人与孩子们一起包饺子、高校的志愿者辅导孩子们的功课、消防部门的教官一起和孩子们做消防演练等，让流动儿童了解这个城市，触摸这个城市。（2）引导流动儿童走出学校，接触社区。组织流动儿童与本地特殊学校的智障儿童结对，让流动儿童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感知助人的快乐，提升自我价值；组织流动儿童参观世博会、参与社区趣味运动会、参加社区科普节，提供机会让流动儿童展示作品、展现才华；同时组织流动儿童家庭与本地儿童家庭结对，促成本地家庭对流动儿童家庭的了解和接纳。这些互动不是一些简单的表面上的活动，实际上蕴含着突破制度体制、职业身份、文化价值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多方面限制的深层互动，是一次双向的、有序的行动过程，不但可以帮助流动儿童在社会交往上融入城市，同时更有利于他们在心理认同方面融入城市。
这些对流动儿童需求的回应，强调了从学校、家庭和社区等环境层面的资源输入，意在通过环境的改善，以培养流动儿童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绪体验，是一种帮助流动儿童适应的直接性服务，但这是否是一次能够产生收益的有效输入呢？
二、评估
在项目进行一年之后，该项目对介入的效果进行了专业评估。在该校一年前被调查过的流动儿童抽样框内（六年级学生已毕业，不在抽样框内）按简单随机原则抽出了156人，进行了后测。问卷仍以一年前的问卷为主，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对项目本身的评估题。被调查者中，男生87人，占55.8%；女生69人，占44.2%，年龄在8—16岁之间，平均年龄12.2岁；就读年级从4至6年级。
后侧与前侧相比较，结果显示：
（1）对项目本身的评价
在项目的知晓度方面，92.4%的流动儿童表示知道该项目活动，91.6%的学生参与过项目活动，更有90.8%的学生表示喜欢项目活动；在有关项目运作意义的几个问题中，92.4%的流动儿童认为项目活动对他们了解上海有帮助，在“与一年前相比，你觉得自己有大的变化吗”这个问题上，90.8%的流动儿童回答“是”，90.1%的流动儿童觉得自己更适应上海的生活了，这些数据显示项目的实施是有实际效果的。
（2）师生互动、同学互动、家庭互动的改善
在与老师的互动中，仍有69.2%的流动儿童表示“当老师找我时，我 《需求与回应：一项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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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同伴群体层面的介入。前期的凋查显示，在与同学的互动中，流动儿童表示，“我的同学经常嘲异我”、“我很难交朋友”、“我和别人合不来”、“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我只看不参加”比例分别是19.4%、28.9%、14.8%、22.5%，证实近两至三层流动儿童在学校的同伴群体交往上存在问题。经过相关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很难交朋友、和同学合不来与其“我经常感到悲伤”或“我易于泄气”的情绪体验相关，尤其“我和同学合不来”与情绪体验的相关系数最高，明显高于认为“我给家里添麻烦”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这一结论显示了流动儿童在学校与同学的互动是影响其情绪体验的最重要因素，同伴支持成为流动儿童首要的适应资源。为此，我们以学校为依托，完成了6个共36节次以上的团体工作。团体成员可以是同班的，也可以是不同班，甚至是不同年级的。团体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及其志愿者带领，通过团体活动，与流动儿童一起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来到这个城市的困惑和对未来的期许，指导他们与人相处的技巧，帮助他们提升自信，增强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并将流动儿童分成不同小组完成同一任务，让他们在任务完成中相互竞争与合作，发现彼此的优点和缺点，以达成相互的接纳。
第三，从流动儿童个体层面的介入。任何问题除了与环境相关之外，都和一个人自身的感觉有关（Anderson&Cfuter，1990），因为它是影响人与环境持续互动的要素之一。正是由于家庭迁徙给流动儿童带来的不适应，促使流动儿童形成独特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又成为一种要素，反过来影响了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根据前期的调查，显示有28.9%的流动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22.5%的流动儿童认为我给家里带来了麻烦，22.3%的流动儿童易于泄气，36.8%的流动儿童常常感到担忧。为此，该项目设计了一份心理调查量表，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进行了测量，再与班主任沟通，筛选出班上有较为突出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建立心理档案，进行了个案工作。前后完成40宗个案，最长的个案前后持续了半年时间，针对学生的认知、情绪、行为问题进行了专业辅导，并联系志愿者帮助其中一些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克服学业困难。
（二）选择家庭作为支持性介入系统
对于儿童来说，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家庭对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虽然流动儿童家庭正在经历重大的家庭生命周期改变，个体的发展任务与家庭发展任务并举，家庭适应与个体适应叠加在了同一时空内，给家庭带来很多适应上的困难，但前期的研究也证实，家庭不断地受到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系统的影响，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输入，家庭是愿意也会发生改变的。对家庭的介入，分成了三部分：（l）个案形式介入：在40宗个案的辅导过程中，发现有些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如家长的忽视、溺爱，管教方式的不当，夫妻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父母不良行为的示范等，在个案中一旦发现，都通过家庭辅导，改善家庭互动结构，提高家庭教育水平；（2）利用家长学校介入：利用学校的平台，通过家长学校的形式，一方面呼吁家长关注孩子的成长，协助家长了解该年龄段孩子的特点与需要，以及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另一面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提升家长与孩子沟通的能力，增强家长管教孩子的技巧。与此同时，该项目也适时培训家长一些舒缓压力、管理情绪的技巧，帮助他们调整心态，增加家庭的弹性，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因为他们的适应将对孩子的适应有更大的帮助；（3）利用亲子活动介入：一年里组织了三次亲子活动，如“感受家，感受爱”、“亲子牵手成长”等活动，让家长在活动中与孩子沟通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加深彼此的了解，在了解后相互理解；同时也创造机会让家长与家长之间相互接触与沟通，在沟通中相互学习，相互支持。
（三）选择社区作为行动性介入系统
社区是流动儿童成长的又一重要环境。有研究也证实，城市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流动儿童的准备，尤其成年人的社会排斥更为明显，这些排斥不可避免地在城市的社会政策、社会认知、社会心理、社会行动上呈现出来，呈现出一种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断裂（杨娜，2010）。有学者指出，以往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呈现的是一种农民工群体自发的、单向度的、无序的融入行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吕新萍，2010）。为此，该项目在设计介入时，特别强调了引导性的、双向度的、有序的融人行动。（1）引导社区资源进入学校。引导社区中的资源，社区志愿者、高校志愿者、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消防教育部门、普法教育部门进入学校，通过宣讲、志愿服务的形式与流动儿童接触，如社区的老人与孩子们一起包饺子、高校的志愿者辅导孩子们的功课、消防部门的教官一起和孩子们做消防演练等，让流动儿童了解这个城市，触摸这个城市。（2）引导流动儿童走出学校，接触社区。组织流动儿童与本地特殊学校的智障儿童结对，让流动儿童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感知助人的快乐，提升自我价值；组织流动儿童参观世博会、参与社区趣味运动会、参加社区科普节，提供机会让流动儿童展示作品、展现才华；同时组织流动儿童家庭与本地儿童家庭结对，促成本地家庭对流动儿童家庭的了解和接纳。这些互动不是一些简单的表面上的活动，实际上蕴含着突破制度体制、职业身份、文化价值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多方面限制的深层互动，是一次双向的、有序的行动过程，不但可以帮助流动儿童在社会交往上融入城市，同时更有利于他们在心理认同方面融入城市。
这些对流动儿童需求的回应，强调了从学校、家庭和社区等环境层面的资源输入，意在通过环境的改善，以培养流动儿童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绪体验，是一种帮助流动儿童适应的直接性服务，但这是否是一次能够产生收益的有效输入呢？
二、评估
在项目进行一年之后，该项目对介入的效果进行了专业评估。在该校一年前被调查过的流动儿童抽样框内（六年级学生已毕业，不在抽样框内）按简单随机原则抽出了156人，进行了后测。问卷仍以一年前的问卷为主，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对项目本身的评估题。被调查者中，男生87人，占55.8%；女生69人，占44.2%，年龄在8—16岁之间，平均年龄12.2岁；就读年级从4至6年级。
后侧与前侧相比较，结果显示：
（1）对项目本身的评价
在项目的知晓度方面，92.4%的流动儿童表示知道该项目活动，91.6%的学生参与过项目活动，更有90.8%的学生表示喜欢项目活动；在有关项目运作意义的几个问题中，92.4%的流动儿童认为项目活动对他们了解上海有帮助，在“与一年前相比，你觉得自己有大的变化吗”这个问题上，90.8%的流动儿童回答“是”，90.1%的流动儿童觉得自己更适应上海的生活了，这些数据显示项目的实施是有实际效果的。
（2）师生互动、同学互动、家庭互动的改善
在与老师的互动中，仍有69.2%的流动儿童表示“当老师找我时，我 《需求与回应：一项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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