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安全利益的一种解读

    这种整体意识导致建立国际利害共同体的实践。实际上，国际利害共同体就是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认识付诸实践、予以规则化、制度化的过程。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都曾致力于建立利益共同体，传统的结盟、新兴的自由贸易区和区域一体化都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体现。这些方式有的体现了传统的思路，有的代表着新兴的趋势。国家利益往往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国家间的利害关系，国际关系史就往往表现为各自利益交往、争斗、冲突的历史。由于环境保护、AIDs、有组织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灾害--它们已不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日益突显，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亦提上了各国的议事日程。建立利害共同体的国际条件基本成熟。而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和全面参与国际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参与和主导建立利害共同体提供了国内基础和实践经验。

    建立利害共同体应着眼于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建立促进全球合作、应对国际危机（包括反恐、生态保护等）的利害共同体，应注意有效利用现有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同时加强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在区域层面建立利害共同体，应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生态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积极合作，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在经济上，促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强调“10＋3机制”可以发展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逐步形成一种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7]建立起区域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扩展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范畴和目标，加强与东盟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军事上，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反恐、防止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概言之，中国应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即首先在东亚这一战略疆域（Strategic Territory）--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强调分享、共荣、双赢，避免零和，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

    建立蛛网式战略通道、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无阻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保障战略通道畅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世界各国对战略通道更为关注。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必然引起物资流量的巨大增加，而物资流量必须依靠战略通道。一些国家在战略通道上的让步，以确保国家领土安全和战略通道畅通为前提。例如，美国提前交还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就是在确保美国的运河利益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的。[8]对中国来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日趋密切，中国国内资源生产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各类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等能源的进口逐年增加。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其他战略性生产资源的进口也在迅猛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能源资源需求的迅速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急剧上升。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资源短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部石油依赖的增强，在这方面，变化往往是不可测的，同时也是不可控的，如油价的大幅度变动可以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把稳定外部石油供给来源和保障供给线畅通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的石油储存都是生产性库存，没有战略储备型库存，实际原油储备仅够消费7天左右。生产性库存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战略通道的重要性因此愈加突出。极言之，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