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
（－）作者简介。
唐？，”1913年3月生，浙江省镇海县人，当代作家，鲁迅研究专家。出身贫苦，父母都是文盲。靠亲友资助，勉强读了两年初中，十六岁时辍学，考进上海邮局当学徒。他刻苦自学，写文章试向（申报）“自由谈”副刊投稿，因此结识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和指导，走上文学创作、研究的道路。他曾参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校对工作，承担（鲁迅全集补遗）辑佚工作。解放后，发表过大量研究鲁迅的文章，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出版了十多本杂文集、论文集。
（二）唐？同志谈《琐忆》。
那是1961年的时候，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不久，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一年恰逢鲁迅先生八十诞辰，外文出版社办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要我写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答应了，后来就写了这篇《琐忆》，刊载在这家刊物当年的九月号上。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那两句除炙人口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它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就是：对敌人无比仇恨，决不妥协；对同志无限热爱，鞠躬尽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到这两句诗，他解释说，诗中的“孺子”指的是人民大众。我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孺子”也可以认为是特指青年的。
回想建国以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大多强调鲁迅先生品质中战斗性的一面，对“横眉冷对千夫指”一句阐发得比较充分，但是关于他对同志、对青年的爱就强调得很不够。我认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正是鲁迅先生伟大人格在不同方面的两种表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对敌人恨，对同志必然是爱。所以我想在我的纪念文章里应该两方面都讲一讲。30年代我作为一个青年，曾经和鲁迅先生有过一些接触，亲身感受过他对青年的关心爱护，因此，想从后一方面多说一些，这就是我写（琐忆）时的指导思想。
要表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人格，空发议论并不好。当时，我的想法是要通过几个故事具体写，重点放在我自己和鲁迅先生接触的几件事情上，这样写比较真实、形象，能让读者更深刻地领会鲁迅先生的精神品质。我就写了两方面的故事：第一部分的故事着重阐发鲁迅是怎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第二部分的故事着重阐发鲁迅是如何“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开头就用这两句诗总领全文。
我和鲁迅先生第一次会见是在1933年到1934年之间的一天。这次会见的谈话和我自己前后的感受，在（琐忆）中已经谈了一些，这里我再补充一些背景情况。
那是1932年吧，《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改组《申报》，本来（申报》副刊《自由谈）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主编的，发表的大多是茶余酒后的消遣文章。从1932年12月起，换上了刚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黎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自由谈》在他的主持下开始发表进步的杂文和散文，当时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左联的许多作家都给《自由谈》写过稿，鲁迅先生写得最多，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经常变换笔名，这一时期的文章后来都收到《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个集子里。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幼稚的青年，在邮局做邮务佐（捡信生）。大革命时期，上海的邮政工人曾经积极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邮政老工人牺牲了不少，邮政工会也被国民党所控制，但是邮局—人地下的进步活动仍然在进行。通过当时已经离开邮局的老工人沈孟先介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的影响。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靠了亲戚的资助才念了点或书，上到初中二年级，终于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托病退学，但是，上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文学，当了邮政—人也常常弄弄笔。在地下工人运动中，我也是担任一些文字宣传工作的。
1933年，我开始给《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最初是写一些散文，记得第一篇是《故乡的雨》，很快就发表了，接下来又写了《海》等散文，以后就写起杂文来，如《新脸谱》、《从江湖到洋场》等都是那时候写的。这些文章大都是针对那些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由于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除了《自由谈》之外又不多见，那些专凭嗅觉看文章的走狗文人们便以为“唐？”也是鲁迅先生的化名，就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名下，而对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记得当时化名“陈代’的林微音，就把我的《新脸谱》一文当成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时事新报》上指桑骂槐地攻击鲁迅先生。我写文章，鲁迅先生挨骂，这使我很不安，总想当面向鲁迅先生致个歉意。但是正像在《琐忆》一文中谈到的，由于听到过一些不正确的议论，对鲁迅先生总抱有一种敬畏之感，想去见他，却又不敢去见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在《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请投稿者吃饭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鲁迅先生。记得参加的还有钱杏村、郁达夫、胡风、曹聚仁、徐懋庸、林语堂几个人。就像《琐忆》中写的，我和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他就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哩。”开始听了这话，我感到有点局促，鲁迅先生看出了我的窘态，就亲切地问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诉他这是我的真实姓名，他就哈哈地笑着对我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我知道这是指他曾经用过“唐俟”的笔名，谈话就这样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对于替我挨骂的事，鲁迅先生和善地安慰我说：“那不相干，他们总是要骂的，骂鲁迅是他们的公事，不骂就会失业的。让他们骂吧。骂得好，我看。我看他们骂人的艺术。”
后来，大家海阔天空地谈起天来，从暴露文学谈到书报检查，从文艺批评谈到《水浒传》的英译本。鲁迅先生很健谈，他的见解往往很精辟，话说得既有份量而又幽默，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次会见，我亲身感受到鲁迅先生的慈祥、平易、和蔼、可亲，体会到他对同志、对进步青年的热爱，原来积在心头的疑云一扫而光了。
《琐忆》中提到的鲁迅先生帮一位青年补靴子的事，是我听孙伏园谈起，后来在谈话中问过鲁迅先生的。先生的回答很含蓄，他承认受过进化论的牵制，但是他认为，相信进步。相信未来、相信青年并没有错。尽管有些他接触过的青年后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成了“虫家”，但这并没有使他产生偏见，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为那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做些事情，把他们引上正确的轨道，而不使他们退化为“猴子”、“虫豸”。
《《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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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1913年3月生，浙江省镇海县人，当代作家，鲁迅研究专家。出身贫苦，父母都是文盲。靠亲友资助，勉强读了两年初中，十六岁时辍学，考进上海邮局当学徒。他刻苦自学，写文章试向（申报）“自由谈”副刊投稿，因此结识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和指导，走上文学创作、研究的道路。他曾参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校对工作，承担（鲁迅全集补遗）辑佚工作。解放后，发表过大量研究鲁迅的文章，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出版了十多本杂文集、论文集。
（二）唐？同志谈《琐忆》。
那是1961年的时候，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不久，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一年恰逢鲁迅先生八十诞辰，外文出版社办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要我写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答应了，后来就写了这篇《琐忆》，刊载在这家刊物当年的九月号上。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那两句除炙人口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它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就是：对敌人无比仇恨，决不妥协；对同志无限热爱，鞠躬尽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到这两句诗，他解释说，诗中的“孺子”指的是人民大众。我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孺子”也可以认为是特指青年的。
回想建国以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大多强调鲁迅先生品质中战斗性的一面，对“横眉冷对千夫指”一句阐发得比较充分，但是关于他对同志、对青年的爱就强调得很不够。我认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正是鲁迅先生伟大人格在不同方面的两种表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对敌人恨，对同志必然是爱。所以我想在我的纪念文章里应该两方面都讲一讲。30年代我作为一个青年，曾经和鲁迅先生有过一些接触，亲身感受过他对青年的关心爱护，因此，想从后一方面多说一些，这就是我写（琐忆）时的指导思想。
要表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人格，空发议论并不好。当时，我的想法是要通过几个故事具体写，重点放在我自己和鲁迅先生接触的几件事情上，这样写比较真实、形象，能让读者更深刻地领会鲁迅先生的精神品质。我就写了两方面的故事：第一部分的故事着重阐发鲁迅是怎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第二部分的故事着重阐发鲁迅是如何“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开头就用这两句诗总领全文。
我和鲁迅先生第一次会见是在1933年到1934年之间的一天。这次会见的谈话和我自己前后的感受，在（琐忆）中已经谈了一些，这里我再补充一些背景情况。
那是1932年吧，《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改组《申报》，本来（申报》副刊《自由谈）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主编的，发表的大多是茶余酒后的消遣文章。从1932年12月起，换上了刚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黎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自由谈》在他的主持下开始发表进步的杂文和散文，当时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左联的许多作家都给《自由谈》写过稿，鲁迅先生写得最多，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经常变换笔名，这一时期的文章后来都收到《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个集子里。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幼稚的青年，在邮局做邮务佐（捡信生）。大革命时期，上海的邮政工人曾经积极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邮政老工人牺牲了不少，邮政工会也被国民党所控制，但是邮局—人地下的进步活动仍然在进行。通过当时已经离开邮局的老工人沈孟先介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的影响。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靠了亲戚的资助才念了点或书，上到初中二年级，终于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托病退学，但是，上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文学，当了邮政—人也常常弄弄笔。在地下工人运动中，我也是担任一些文字宣传工作的。
1933年，我开始给《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最初是写一些散文，记得第一篇是《故乡的雨》，很快就发表了，接下来又写了《海》等散文，以后就写起杂文来，如《新脸谱》、《从江湖到洋场》等都是那时候写的。这些文章大都是针对那些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由于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除了《自由谈》之外又不多见，那些专凭嗅觉看文章的走狗文人们便以为“唐？”也是鲁迅先生的化名，就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名下，而对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记得当时化名“陈代’的林微音，就把我的《新脸谱》一文当成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时事新报》上指桑骂槐地攻击鲁迅先生。我写文章，鲁迅先生挨骂，这使我很不安，总想当面向鲁迅先生致个歉意。但是正像在《琐忆》一文中谈到的，由于听到过一些不正确的议论，对鲁迅先生总抱有一种敬畏之感，想去见他，却又不敢去见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在《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请投稿者吃饭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鲁迅先生。记得参加的还有钱杏村、郁达夫、胡风、曹聚仁、徐懋庸、林语堂几个人。就像《琐忆》中写的，我和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他就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哩。”开始听了这话，我感到有点局促，鲁迅先生看出了我的窘态，就亲切地问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诉他这是我的真实姓名，他就哈哈地笑着对我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我知道这是指他曾经用过“唐俟”的笔名，谈话就这样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对于替我挨骂的事，鲁迅先生和善地安慰我说：“那不相干，他们总是要骂的，骂鲁迅是他们的公事，不骂就会失业的。让他们骂吧。骂得好，我看。我看他们骂人的艺术。”
后来，大家海阔天空地谈起天来，从暴露文学谈到书报检查，从文艺批评谈到《水浒传》的英译本。鲁迅先生很健谈，他的见解往往很精辟，话说得既有份量而又幽默，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次会见，我亲身感受到鲁迅先生的慈祥、平易、和蔼、可亲，体会到他对同志、对进步青年的热爱，原来积在心头的疑云一扫而光了。
《琐忆》中提到的鲁迅先生帮一位青年补靴子的事，是我听孙伏园谈起，后来在谈话中问过鲁迅先生的。先生的回答很含蓄，他承认受过进化论的牵制，但是他认为，相信进步。相信未来、相信青年并没有错。尽管有些他接触过的青年后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成了“虫家”，但这并没有使他产生偏见，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为那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做些事情，把他们引上正确的轨道，而不使他们退化为“猴子”、“虫豸”。
《《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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