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初论/田平安

式作出的决定就是由程序正义所支持的结果。即就是特殊情况下，对民主失误的补正，也是通过程序，取得程序正义的支持，吸收人们的不满，从而取得普遍的接受。相反，程序条件不充分的决定，既使其目的是正当的，也容易引起争论，从而造成贯彻执行上的阻碍；如果要强行实施之，那么就会给社会一种被放大的压抑感；而如果试图解释说服，那就只能是事倍功半，中国的政治和法律方面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也多半由此产生。”（注：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
期，第19页。）因此，程序正义对我国实现民主，深化体制改革，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协调，消除社会对抗，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程序正义是程序法学的独立范畴，对其研究是强化程序法学理性的重要途径。程序正义不同于程序本质、程序目的、程序作用、程序实施而具有独特含义，属于上位范畴，对整个程序法学体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忽视程序正义价值的研究是我国程序法学的严重缺陷。长期以来，我国的程序法学基本上是注释型的，整个程序法学体系依附于实体法学体系，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似乎只是为实现实体法而对党的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说明书。感性的议论有余，理性的思考不足；简单的解说有余，复杂的思辩不足，程序法学被整个地降格了，这不能不使人忧虑。长此以往，我国社会主义程序法学何去何存？程序正义价值研究，正是强化我国程序法学理性内容的切入点，虽然不会因为它的发展就使整个程序法学全面改观，但如果予以足够的重视，或许它真的会成为使整个程序法学向理性化迈进的突破口，而导致整个程序法学体系的理性升华。

四、振兴程序法学

综上，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既各处独立又相互依存，二者共同构成统一的法制体系，不能有主次、轻重之分。我们既要承认程序法对实体法的工具价值，也要承认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要认识到“程序法是一个完全可以也非常有可能与实体法脱节的东西”。（注：刘家兴，《新中国民事程序理论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4月1日版，第11页。）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程序法是可以摆脱“依附”、“附属”地位时，程序（法）在法制体系中才能恢复其庐山真面目。当然，我们强调程序正义，并不否认坚持实体正义，只是想借市场经济全面发展、民主政治日臻完善和法制建设倍受重视这个契机，适时宜地提出法律程序问题。


一方面，想通过法律程序来重建司法共识，整顿社会法律秩序，这既是过去司法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今后深化司法改革尤其是审判改革的重要前提，也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的制度化基石。因为，“缺乏完备的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作的，硬要推行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注：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85页。）另一方面，想通过程序（法）
独立价值的研究，重点矫正人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民主政治日益完善，依法治国方略已定，法制建设被提到空前高度，计划经济、集权管理、轻视法制在中华大地上已逐渐成为历史，这一质的飞跃，正是逐步消除或改变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客观原因。既然经济、政治等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客观因素已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我们就应充分利用这一条件，重点从主观上，观念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为振兴程序法学，必须重新认识程序价值，纠正错误观念。忽视或轻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为人们歪曲程序、贬低程序价值、产生各种错误观念创造了条件。作茧自缚，反过来，导致人们重实体，轻程序。因此，只有先纠正各种错误观念，尔后才能纠正轻程序问题。为此，应重新理解和认识程序价值，认识程序价值从单一到多重的变化，纠正单纯程序工具论的观念；认识程序价值从单纯追求实质真实到同时追求形式公正的变化，纠正单纯的实体正义观念；认识程序价值相对独立性的一面，纠正片面的程序依附论的观念等等。当然，人们错误观念的形成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纠正这种错误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需要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科学地揭示程序正义的价值，唤醒人们的注意，尤其是立法、司法者们的注意，接受科学的观点，逐渐消除错误的观念。


振兴程序法学必须重视程序规律，完善程序立法，构筑公正科学的程序。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这告诉我们，法治虽然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内容，但首先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良好的立法取决于立法者正确的法律理念。程序（法）及其设计的程序要能得到人们的普遍遵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首先就要求立法者要有程序正义观念，遵循程序规律，制定良好的程序法，以此设计公正科学的程序，从而为人们树立一种正义的程序理念，这是从主观上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先行条件。因为，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目的的实现，一般而言，程序正义观念是先行的，正如西方现代法治国家的实现，首先是由启蒙运动确立的自由、平等、权利等法理观念作为基础一样。因此，如果立法者本身是轻程序的，没有程序正义的观念，从而制定的程序法和设计的程序，怎样能受到人们的重视呢？


振兴程序法学必须加大程序法宣传的力度，提高人们的程序意识。中国古代老百姓厌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让老百姓蒙昧于法。“以任法著称的宋朝，虽然采取各种形式的法律考试，以提高官员的法律知识和运
用法律的能力，但对于百姓则严禁抄写或刻印法典，更不准私授律学。元ｙòｕ＠①元年‘立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编配法及告获赏格’，在《绍兴敕》中还规定：‘诸聚集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从学者各杖八十’。在严法的威逼下，百姓多为法盲。正由于百姓不知法，才畏法、疑法，进而畏讼、厌讼。”（注：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1日版，
第298页。）现在我国虽不象古代那样让老百姓蒙昧于法，但长期以来的法律宣传更多地注重实体法，而忽视程序法。在人们的法律意识中，缺乏程序法

律意识，诉讼程序是什么，当事人享有哪些诉讼权利，承担哪些诉讼义务等，人们几乎不得而知。简而言之，人们对于如何打官司，不清楚，不明白。相对于实体法而言，人们更多的为程序法盲，正是由于不知晓程序法，才缺乏程序意识，更谈不上追求程序正义了。因此，我们要改变过去普法宣传教育中的失误，加大程序法律知识的宣传，从而提高人们的程序法律意识，克服和纠正轻程序的现象。

振兴程序法学必须完善诉讼立法，规定违反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树立诉讼程序法的权威。我国诉讼法中，
由于缺乏违反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的规定，造成人们遵守与违反没什么两样的结果，大大影响了程序法的权威。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最起码的要求；违反程序法和违反实体法一样，都要追纠违反者的责任。为此，应通过完善诉讼立法，明确规定：凡是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都应否定其实体法的效力。如果案件已上诉，裁定驳回重审；案件已发生法律效力，按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且根据违反

程序情节严重程序，追究违反者个人责任。只有这样，执法者才能严格执行诉讼程序，树立程序法的权威性，从而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

《程序正义初论/田平安(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