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律渊源辨/曾代伟

部族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与汉族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创立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各项制度，以适应当时中国北方胡汉各族杂居的社会环境，促进民族融合。在法制建设上，正由于北魏统治者集汉以来历代封建立法和司法经验之大成，结合拓跋鲜卑传统习惯法中适用的内容，才取得了南北朝各国所不及的辉煌成就。

在我国封建时代，皇帝虽掌握着最高立法权，但宥于学识和精力，举凡重要立法，尤其是制定律典，无不依赖于具体主持人和修律者。如《天兴律》由崔玄伯"总而裁之"；《神

律》由崔浩主持修定；《正平律》由游雅、胡方回执笔；太和修律，孝文帝处处征求李冲意见；《正始律》则以刘芳"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41)等等。皇帝只是行使最后裁决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战乱连年不断。包括历代法制资料在内的图书典籍，或毁于战火，或散落民间。北魏从塞外入主中原时，官府所藏史籍寥寥无几，以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还不得不"借书于(南)齐"，(42)以充实皇家典藏。在文化传播和信息交流极不发达的时代，在可资参阅的资料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修律立法者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法律知识，必然对其所参与制订的法律有着重大影响。而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法律知识，又必然与其家世背景和个人阅历密切相关。以北魏前期修律立法的主要决策人崔玄伯、崔浩父子为例。崔玄伯乃三国曹魏司空崔林六世孙，熟知汉朝统治经验。史载道武帝经常向他请教"王者制度，治世之则"，并"曾引玄伯讲《汉书》"。而崔玄伯则常常援引汉代的历史经验，向皇帝提出决策意见。例如，他曾以汉高祖嫁鲁元公主与匈奴的故事，建议道武帝也对北魏周边各部族首领采取和亲睦邻政策；太宗明元帝时，他又引秦汉之制对一起大赦事件提出咨询意见："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法度不平，亦须荡而更制。夫赦虽非正道，而可以权行，自秦汉以来，莫不相踵。"(43)其子崔浩自幼"博览经史"，及袭乃父爵位后，"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常自比张良"；(44)他对汉律颇有研究，曾作《汉律序》。(45)以崔氏父子这样的出身汉以来的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的人主持立法修律，必然为北魏律带来汉律的影响。

实际上，在仅存的北魏律佚文中，有的显然直接源自汉律。例如，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46)《魏书》还录有仿效汉法，以"春秋之义"审决的疑难案例。《九朝律考
·后魏律考序》认为，此"略如汉之《春秋》决狱，江左无是也。"又如，北魏律设有不道罪。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禁止同姓为婚的诏令规定："有犯以不道论"；皇族元愿平因"志行轻疏，每乖宪典"，甚至"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被御史中丞侯刚"案以不道，处死，绞刑"(47)；定州刺史许宗之借故杀人，反而诬告死者"谤讪朝政"。案发后，有司"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扬本朝，尽心绥导，而侵损齐民，枉杀良善，妄列无辜，上尘朝廷，诬诈不道，理合极刑"。(48)《九朝律考》卷五《后魏律考下》评曰："按汉律，不道无正法，最易比附，以不道伏诛者，无虑数十百人，俱见《汉书》各纪传。魏晋以来，渐革此弊。元魏定律，多沿汉制，此亦其一端也。"

再如，汉律规定有旨在孤立、打击农民起义军的"通行饮食罪"(49)和"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罪"。(50)而北魏因445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太武帝为扑灭此次起义而费尽心机于正平元年(451年)修订律令时，特增设"故纵、通情、止舍之法"，以加重地方官镇压"贼盗"的法律责任。此法未见于魏晋律，应是北魏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直接取法汉律制定的。

此外，北魏司法因受拓跋鲜卑民族习惯的影响，常常"行刑犯时"，以至"京师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与儒家"顺时行刑"、"春生秋杀"的学说相违背。直到太和年间，中原名儒李彪才向孝文帝建议，明确提出仿行汉代"秋冬行刑"制度："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等等。(51)由此可见，北魏立法建制深受汉律的影响。中原

士族薪烬火传之汉学，在吸取了拓跋鲜卑传统文化的营养后，更加发扬光大，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汉律是北魏律的渊源之一，但不是其唯一的渊源。
(二)北魏立法亦有取法晋律之处

晋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建制的重要成果，是这个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律典，必然对后世立法包括北魏律产生一定的影响。据程树德《九朝律考》考证，北魏《正始律》与西晋《泰始律》的篇目均为20篇，其中有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系讯、诈伪、杂律、断狱、请赇、告劾、关市、水火等17篇篇名与晋律相同；(52)在不同的三篇中，仍有两篇出自晋律：北魏"捕亡律"是由晋"捕律"和"毁亡律"合并而成，(53)"斗律"则是从晋"系讯律"中分出。(54)此外，从北魏律的一些佚文也可以找到与晋律的某种联系。晋律出自贾充、刘颂、张斐、杜预等儒学大家之手，比较充分地贯穿了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礼法结合的典型的儒家化律典。例如，晋律引《仪礼》"丧服礼"入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55)创立所谓"五服制罪法"。即以确定亲属范围和划分亲等的"五服"之制，作为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北魏沿袭此制，如其"盗律"规定："按律：卖子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等。(56)由此可以认定，晋律是北魏律的渊源之一，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渊源。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57)
(三)北魏律渊源亦含有"江左律学因子"

南北朝时期，北方和南方政权虽然处于分治状态，但经济、文化的交流却始终没有中断过。北魏统一北方后，曾与南方的东晋、宋、齐、梁政权长期并存。尤其是孝文帝改革后，北魏进入了其繁荣兴盛的时期，时人所著之《洛阳伽蓝记》称："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卷四)；都城洛阳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朝人欣慕向往之地。如当时南梁官员陈庆之到洛阳后，就曾大发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58)在此国富民康的形势下，北魏采取了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和平共处更成为南北关系的主流。自太和六年(481年)北魏与南齐发生边境冲突后，直到太和十八年(494年)趁南齐宫廷内讧之机挑起战事，其间十多年相安无事。

南北朝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使南朝的典章制度得以透过各种途径对北魏立法建制产生影响。特别是熟悉南朝制度的人士投奔北魏，参与或主持修律立法活动，直接为北魏律注入了新的成分。如江左人士王肃，世代为东晋南朝显宦，永明十一年(即太和十七年，493年)，其父被齐武帝所杀，遂入北魏，受到孝文帝的礼遇和器重，并委以修订典章制度的大任。据《北史·
王肃传》载：北魏"朝仪国典，咸自肃出。"而且，王肃所定制度，多以自己所熟知的南朝制度为蓝本。正如《南齐书 ·
魏虏传》所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至于王肃是否参与北魏律典的修订，史无明文。他死于景明二年(501年)，仕北魏仅8年。其间未见北魏有重大立法活动。不过，倘若他不在38岁时骤然去世，以其

《北魏律渊源辨/曾代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