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行为的分析/傅孙满法律论文网

当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来看电视、谈报纸，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种种传播工具了解社会一切信息时，人们自然地选择了媒介而放弃进入现实世界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机会，并且很少再对其内容真伪进行追究，这样媒介就把现实和信息的联系隔裂开，它控制着对信息的传播而左右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时政府保持正确的态度和做法就显得极为重要。当然，这也是政府的重要责任，暧昧意味着对人们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也意味着对不良文化的放纵。
以上所讲的都是在政府控制管理下的社会文化。它表明，即使在政府管控下发展起来的文化，也会良莠不齐。下面，再谈一谈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的文化——地下媒介。地下媒介在我国主要有两类：政治性媒介和色情媒介。地下政治性媒介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作用的范围和对象是特定的，在犯罪学上进行研究的意义不大，这里不准备讨论它。而只着重谈谈色情媒介。
色情媒介，包括色情书刊、音像、影视和上面提及的网络色情。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管理体系和管理模式的不明确、不合理，大量的色情媒介从各种途径流入境内，随后则是国内的商家、作家自产自销国产色情媒介。这一股黄潮，极大冲击污染了我国的文化市场，也充斥污浊了我国的文化娱乐场所。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虽然我国文化市场主管部门不少，却管理职责不明，多在大搞部门主义，有利可图则大家熙熙而来争着管，无利可图则千呼万唤而不往。在管理方式上，往往忽略了常规性、持续性。就拿“扫黄打非”来讲，活动年年搞，却多是来时一阵风，去时无影踪，形式主义太甚。这种宽严不定、软硬不一的管理方式，导致了文化市场管而不严、治而无恒、惩而不力、罚而不狠，使违法犯罪者难受震慑，有恃无恐；使守法者难得肯定，社会责任感下降。于是乎，西方腐朽的色情媒介照进不误，恶拙的色情文学照写不辍，黄潮阵阵，涛声依旧。
那么色情媒介究竟是怎样危害社会而引起犯罪的呢？目前而言，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色情媒介能对成年人造成较大的刺激以致有大范围的成年人因色情媒介的影响而违法犯罪。就我所知道，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成年人都接触过色情媒介，但这些色情媒介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刺激以致可以激发我们去犯性方面的罪错。有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一方面是成年人的利益和理智判断控制了他们的行为，即使他们因此引起冲动，但理性使他们选择了远离性罪错。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成年人可以在正常的性生活中解决性需求问题，色情媒介所引起的冲动可以在合法的性关系中得到消化。反面的印证是只有极少量的成年人因性需求无法得到解决而走上了性罪错的路。
但是，色情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尤其在中国，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性意识的危机。中国社会传统的观念对性方面是讳莫如深的。因此，中国人在进行性教育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愚昧之，企图以此来推迟青少年的性唤醒，所以即使在中学开设了生理卫生知识一课，却是形同虚设。这一遮遮掩掩、欲说还羞的姿态，同青少年正常的生理发育和心理需求产生了不协调，形成了一个空档。而色情媒介正好填补了这一空档，利用它过份的或不当的性刺激，左右了青少年的性意识，引导青少年在性方面走上扭曲、腐化的道路。大量的数据表明，色情媒介与青少年的性罪错有着直接的关系。

3、公共娱乐。公共娱乐场所正日益成为社会不良文化的代名词。包括迪吧、酒吧、歌厅、舞厅、夜总会、酒楼、桑拿、推拿在内的公共娱乐场所，正在沦为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集散和交易场所，并由此引发其他犯罪违法行为。
首先是吃喝问题。现在的中国，以国家机关为主力，以社会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为骨干，以手中握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人为基础，整个社会吃喝成风，据说单国家机关每年公费吃喝的数字就在3000亿左右。中央和中纪委的三令五申、年年反复强调反对吃喝问题，所发的通知、规定等有一本10万字的书本大，但从这种不厌其烦中我们能解读的是他们对整治吃喝问题的无奈。然而这种风气带坏了整个社会，现在人们办什么事都要先吃喝一下，对被请吃的而言，这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对请吃者而言，一次请吃可能就是他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收入。毫无疑问，这种风气在社会形成积怨。
其次是色情活动。与吃喝紧密相随的，还有一样事物，那就是嫖娼。在这中间，有一个过渡媒介——营利性陪侍。即俗称的“三陪”。与色情媒介不同的是，“三陪”是以人的实际陪侍和表演而不是其录音录像为特征，相比较而言，“三陪”具有公开化的特征，因为“三陪”必须以公共娱乐场所为媒介。
在当前中国的娱乐领域，色情业早已泛滥成灾，经过职业公开化、社会化、职业化，绝大多数的“三陪”人员已完成了从陪喝、陪玩到陪睡的过渡，即完成了妓女的塑造（这是用较一般的说法，现在已有男妓的出现，但只是性别多了，其余没有质上的区别，故仍统称为妓女）。与外国相比，我国妓女的放纵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经营的无规范、行为的无秩序以及开放的无禁忌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妓女和卖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开来。有的妓女还兼有其他恶行，偷窃、吸毒、组织暴力犯罪等无所不参与。妓女的职业化、公开化意味着卖淫嫖娼活动的严重性，在公共娱乐场所，无乎所有的“三陪”人员都兼有妓女身份，而在桑拿场所，据说其“三陪”人员100%是妓女身份。相关的数据也佐证了卖淫的严重性。据杨焕宁先生的调查，1986年~1999年，全国强奸案件基本在4万~5万起之间浮动，而同期的卖淫嫖娼案件则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86年的12520起上升到1999年215128起。而这些卖淫嫖娼的主体，正是涉足娱乐场所之人和在娱乐场所从事营利性陪侍的“三陪”人员，以基于金钱的自愿性行为代替强奸，虽则强奸罪案的数量得到了缓解，但性需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到另一个启示是，性需求量是稳定存在的，是无法压抑的，因此没有科学合理的性需求疏导，非法的、不正常的性关系必然大量存在。而“三陪”的高收益、低成本、低代价在社会上起了示范作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特别是一些贫苦家庭的孩子加入这一行业，从事“三陪”的人员日呈年轻化，因为除了相貌，年龄成了最好的资本。研究还显示，妓女群体还在向帮派势力发展或者受到帮派势力的控制，帮派势力的介入表明卖淫活动的组织化、暴力化程度提高，这是值得注意的发展倾向。
纵观卖淫活动的迅猛发展过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个是公众性观念的开放。事实上，随着西方社会休闲娱乐观念和思潮的拥进，中国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和观念正与西方趋于同步，人们对新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接受能力和容忍程度普遍增多，社会上婚外情、早恋、婚前性行为大量出现，甚至对同性恋等也采取宽容态度，这使得人们对金钱和性的关系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万恶淫为首”的视角转而认为“笑贫不笑娼”。于是社会的宽容和性观念的开放使得中国出现了比任何国家都开放无序的卖淫市场。二是卖淫成因的认识。现在一种观念认为卖淫都已由过去的“生活逼迫型”转为“贪逸自愿型”，即卖淫主要是道德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但正如皮艺军教授所指出的：“需要重申的是，当前卖淫妇女的行为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而不是道德问题。此次调查的卖淫妇女中有62%来自农村，79%为农民和无业人员，已经说明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从事这一行业的牟利动机。好逸恶劳、虚荣、向往奢侈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这些妇女的主要品质，也不是她们落入风尘的主要动因。不论她们如何做到一夜暴富，这一行业仍然是世上所有行业中最不屈辱最卑微的行业”。
最后是毒品的泛滥。毒品在社会的泛滥，尤其是在公共娱乐场所的泛滥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80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毒品犯罪甚嚣尘上，愈演愈烈，成为困扰我国政府的一道重头难题。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国已由毒品过境受害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受害国，2000年的《中国禁毒》白皮书记载：1999年，全国共查获毒品犯罪案件6.5万起，缴获海洛因5.364吨，鸦片1.193吨，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16.059吨，以及部分可卡因、禁药、大麻等，破案数和缴获毒品总量分别比1998年增加2.4%和33.6%。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万，1995年约52万，1999年为68.1万。现有吸毒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0.54%，吸毒人数中，吸食海洛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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