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何勤华

以看到。尤其是在许多案件中，中方当事人均是一审不服告到二审，二审不服告到三审，三审不服又上告，表明了当事人希望自己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解决的强烈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们时常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诉讼意识不强的传统观念。

第三，清末民初的审判衙门从总体上维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包括对讼费也非常强调，确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色彩，但当时也有不收讼费的情况（第266页）。
只是这种“讼费援助申请”占的比例很小而已。

第四，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长的判决书（“日商加藤确治与索松瑞等因违约涉讼一案”）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
而最短的才十几行字。这种依照案件的内容来制作判决书的精神，对我们目前的司法审判工作，仍具有参考的价值。
第五，尊重当事人，注重调解，努力促使人们息讼，强调社会的安宁。这在该判决录中也有很多的反映（第159页、第222页等）。

第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虽然已经分开，但这种分开是不彻底的。比如，民事审判厅的许多推事就兼刑事审判厅的推事。尤其是在审理刑事案件“架利的姆等诈财及伪造货币未遂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时，由于难度较大，合议庭的全部人马（审判长推事吴荣＠①、推事李兆泰、高梦熊，书记官郭振铨）都是民庭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审判事务的影响。

第七，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法律原则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告审书面审理原则、诉讼费严格由败诉者承担原则，等等，这些，对我们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也是不无帮助的。

在不平等条约，即以领事裁判权为前提之下的华洋诉讼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作为和平友好国际交往的保障，在以彼此尊重、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下的华洋诉讼将会持续下去。
注：
[1] 引自孙晓楼、赵颐年编著：《领事裁判权问题》（下），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6页。
[2][3][4] 吴昆吾著：《不平等条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9～13、10—11、17—23页。
[5][9][10][14][18] 见张国福著：《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3、87、150页。当然，
整体的事实上的废除，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6][7] 见《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卷二十六页六、二十六页九。
[8] 前者有本书第45 份民事判决书：“范树仁诉德商禅臣洋行”。按照文献上记载，中国废除对德国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917
年（民国6年），但从此案看，当时才1916年。后者有第41份民事判决书：“奥人阿克第与法人麦兰等诉。”
[11][16]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544页。
[12] 参阅本书第三部分，即刑事判决书部分。
[13]
如在《李陶孙与美商经理崔炳臣等因货款纠葛一案判决书》中，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三庭就宣称：“本案系查照司法部音电，本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未结之案，以单独制行之，合并声明。”
[15]
1915年由法律编查会在《现行刑律》民事及历年大理院判例的基础上编成第四编亲属、第五编继承。1921年，北洋政府的修订法律馆全面编纂民法典，至1926年各编陆续完成。但该法典始终未能正式颁行。见前引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第545页。
[17] 参阅本书第17页，第159页，第222页，第238页等各案。
[19] 见“德商捷成洋行与何云轩等因批货纠葛一案判决书。”
[20]
如对“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的二审（包括一审）判决，应当说是明显偏袒日商一方的。它将两种一般人都可分辨出不同的商标定为相类似，因而判中方（崔雅泉）仿冒日商的商标，并责令崔雅泉自己出钱收回已批发出去的商品，让日商销毁（第179
页）。当然，最后大理院驳回了二审的不合理判决。
[21] 从比它更早出版的《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光绪12 年，
即1886年印行）和《华洋诉讼例案汇编》（姚之鹤编，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来看，笔者的上述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前者在卷二十四至二十七中，共收成案32个，涉及的都是违反中外条约规定的旅游、走私军火以及

其他违禁物品、租税、采矿纠纷、杀人、抢劫、窃盗、伪造货币等；而后者在第二、第三、第四编中收集成案近100多个，
主要也是关于钱债刑杀方面的，涉及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的一个也没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钅右加丙

《《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何勤华(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