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扒神警胡雪林
“第三只手”。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贼头居然是某市人民法院的书记员。猫鼠博弈变成了猫鼠一家亲，每当有同伙被发现，贼头就亮出自己的书记员身份，然后煞有介事地拿出身上的手铐和小警棍，将同伙铐走，并义正言辞地说道：“交给我吧，我是法官。”
就这样，“老鼠”一次次得以安然脱险，“猫”和“老鼠”一次次举杯同欢、额手称庆，世人是如此地容易被戏弄。贼头由“书记员”领衔担当，这样的旷世奇闻就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
另类“药家鑫”则是胡雪林反扒经历中遭遇的最危险的一次险些丧命的案例。当时，胡雪林还是编外的反扒人员，两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用大夹钳钳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锁时被胡雪林发现，其中一人抡起沉重的大夹钳就朝胡雪林的头部劈过来。如果不是胡雪林头一歪避让过去，不死也得残了。因为小偷向他抡长柄大夹钳时使出了浑身力气，试图置他于死地。钳头落空砸到水泥地上，溅出一片火星。钳柄散离，小偷的手掌被震麻，痛得嘴巴直咧咧。要不是有两个路人恰好路过，胡雪林真是凶多吉少。
事后的调查让人震惊。与此二人同宿舍的12个男生均为偷窃各类名牌自行车的窃贼。他们成了一个由在校学生组成的偷窃团伙，已经偷窃自行车127辆。他们几乎都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全部是来自镇江郊区的住宿生，父母鞭长莫及管不着；二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三是学习成绩均不佳，逃课、逃学已成家常便饭……盗贼为何多？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进入盗窃这个行列？为什么盗贼行为难以遏制？
犯罪心理学博士廖建清指出，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中有一种失范理论或称紧张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遵从的生命，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简言之，特定社会下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愿望也就是社会其他人的需求和愿望。根据失范理论，中国现阶段社会提倡财富和地位的积聚最苇要，这就意味着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之奋斗，但是，具化到每一个个体，要达到社会大肆宣传的这些目标，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和平台却是不平等的。一些人拥有良好的教育机会、社会关系，他们通过私人交往和家庭努力以达到这些目标，而另有一些社会和经济地位低的人，他们并没有机遇、教育和必要的社会关系以获取物质财富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因此当人们所珍视的财富价值观和目标以及特定社会所信奉的高自尊，与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可利用的合法手段之间所形成的差异和矛盾被个体感知到的时候，犯罪必将发生。
陈歆耕在书中正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小偷群像。
陆某某对金钱充满强烈欲望，在他的感知中，“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有”，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有钱人让别人看得起他”，于是他进入了犯罪的行列。在《活闹鬼》一节中，施某某说：“你问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我想朋友的影响很大吧。跟朋友在一起看到他们大把花钱、抽好烟、喝好酒，心里很羡慕，没钱就感到脸上无光，在朋友圈里混不开，我晓得他们的钱来路不正，但这世道没人关心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有钱就是大爷，没有钱就是龟孙子。自己挣钱？没别的本事，就只好干这个（偷窃）了。”
陈歆耕书中记录的每一个人去偷窃的最大理由就是“来饯快”：他们生活的所有目标就是弄到更多的钱。毫无疑问，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却在现实社会中拥有巨大的市场。
陈歆耕表示，在他口述实录的对象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生活窘迫而又短期无法改变现状，走上偷窃之路。但更多的时候，情境成为小偷人性变化轨迹中一只强有力的无形推手。“比如我写的那个辗转于各个夜总会的服务生，为了一下子从客人手中拿到4000元小费，一口气灌进一扎洋酒，随后倒地不省人事，他受情境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他看到那些老板在夜店一掷千金、摆足派头，便在脱下服务生的工作服后到别的夜店也模仿老板大把大把地掼人民币。曾经有一个晚上，他带两个朋友上夜总会消费，每人挑了两个小姐陪唱陪喝，一共叫了6个小姐，每个小姐2000元消费，再加上豪华包厢费、洋酒费，一共花掉了4万块。”
“看到小姐、服务生围着我们转，老板，老板不停地叫，小姐夸我年纪这么轻就当老板，白花花的胸脯不停地在我的胳膊上蹭，那感觉我比皇帝老儿还快活。”服务生在监狱里对陈歆耕描述自己像流水一样花钱的快感。
在陈歆耕看来，这种情境包含童年记忆、人际关系、社会氛围、受教育程度等等。这些普遍受教育较低的小偷们，由于崇高理想的缺失，普遍没有自尊感。因种种因素，很早就辍学，然后进入生存竞争的挣扎中。“他们在生存竞争中，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占有社会特殊资源的人群比，显然处于劣势。当他们不断膨胀的对财富占有的欲望与他们的生存能力形成巨大的落差时，就离铤而走险、以偷窃为致富捷径仅有一步之遥了。
在陈歆耕的采访中，一名50出头的小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我采访的所有的小偷中最精明也最世故的一个”小偷对世道人心看得非常透彻，有些话似乎精辟得堪称经典。他对自己的偷盗行为没有一点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他眼中，某些成天在电视上道貌岸然的人，未必就比他这个小偷高尚。“如果把一个人一生中做的所有好事都集中起来，他就是劳模；如果把一个人一生中做的坏事都集中起来，他就是罪犯、”
他的另外一个“极端”观点引起了陈歆耕的深思。“监狱能把人改造好？这是骗骗人的。一个普通的人进监狱，学不到好东西，可能学到坏东西。”其他一些小偷也有类似的表述。陈歆耕认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监狱改造工作者的关注。“我们传统的罪犯改造仍然停留在劳动改造上，即将劳动视为惩罚性的手段或工具，并未从心理上去纠正或者干预小偷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一个人的根子就不正，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出来以后改邪归正呢？”
《反扒神警胡雪林(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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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老鼠”一次次得以安然脱险，“猫”和“老鼠”一次次举杯同欢、额手称庆，世人是如此地容易被戏弄。贼头由“书记员”领衔担当，这样的旷世奇闻就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
另类“药家鑫”则是胡雪林反扒经历中遭遇的最危险的一次险些丧命的案例。当时，胡雪林还是编外的反扒人员，两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用大夹钳钳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锁时被胡雪林发现，其中一人抡起沉重的大夹钳就朝胡雪林的头部劈过来。如果不是胡雪林头一歪避让过去，不死也得残了。因为小偷向他抡长柄大夹钳时使出了浑身力气，试图置他于死地。钳头落空砸到水泥地上，溅出一片火星。钳柄散离，小偷的手掌被震麻，痛得嘴巴直咧咧。要不是有两个路人恰好路过，胡雪林真是凶多吉少。
事后的调查让人震惊。与此二人同宿舍的12个男生均为偷窃各类名牌自行车的窃贼。他们成了一个由在校学生组成的偷窃团伙，已经偷窃自行车127辆。他们几乎都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全部是来自镇江郊区的住宿生，父母鞭长莫及管不着；二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三是学习成绩均不佳，逃课、逃学已成家常便饭……盗贼为何多？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进入盗窃这个行列？为什么盗贼行为难以遏制？
犯罪心理学博士廖建清指出，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中有一种失范理论或称紧张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遵从的生命，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简言之，特定社会下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愿望也就是社会其他人的需求和愿望。根据失范理论，中国现阶段社会提倡财富和地位的积聚最苇要，这就意味着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之奋斗，但是，具化到每一个个体，要达到社会大肆宣传的这些目标，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和平台却是不平等的。一些人拥有良好的教育机会、社会关系，他们通过私人交往和家庭努力以达到这些目标，而另有一些社会和经济地位低的人，他们并没有机遇、教育和必要的社会关系以获取物质财富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因此当人们所珍视的财富价值观和目标以及特定社会所信奉的高自尊，与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可利用的合法手段之间所形成的差异和矛盾被个体感知到的时候，犯罪必将发生。
陈歆耕在书中正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小偷群像。
陆某某对金钱充满强烈欲望，在他的感知中，“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有”，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有钱人让别人看得起他”，于是他进入了犯罪的行列。在《活闹鬼》一节中，施某某说：“你问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我想朋友的影响很大吧。跟朋友在一起看到他们大把花钱、抽好烟、喝好酒，心里很羡慕，没钱就感到脸上无光，在朋友圈里混不开，我晓得他们的钱来路不正，但这世道没人关心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有钱就是大爷，没有钱就是龟孙子。自己挣钱？没别的本事，就只好干这个（偷窃）了。”
陈歆耕书中记录的每一个人去偷窃的最大理由就是“来饯快”：他们生活的所有目标就是弄到更多的钱。毫无疑问，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却在现实社会中拥有巨大的市场。
陈歆耕表示，在他口述实录的对象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生活窘迫而又短期无法改变现状，走上偷窃之路。但更多的时候，情境成为小偷人性变化轨迹中一只强有力的无形推手。“比如我写的那个辗转于各个夜总会的服务生，为了一下子从客人手中拿到4000元小费，一口气灌进一扎洋酒，随后倒地不省人事，他受情境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他看到那些老板在夜店一掷千金、摆足派头，便在脱下服务生的工作服后到别的夜店也模仿老板大把大把地掼人民币。曾经有一个晚上，他带两个朋友上夜总会消费，每人挑了两个小姐陪唱陪喝，一共叫了6个小姐，每个小姐2000元消费，再加上豪华包厢费、洋酒费，一共花掉了4万块。”
“看到小姐、服务生围着我们转，老板，老板不停地叫，小姐夸我年纪这么轻就当老板，白花花的胸脯不停地在我的胳膊上蹭，那感觉我比皇帝老儿还快活。”服务生在监狱里对陈歆耕描述自己像流水一样花钱的快感。
在陈歆耕看来，这种情境包含童年记忆、人际关系、社会氛围、受教育程度等等。这些普遍受教育较低的小偷们，由于崇高理想的缺失，普遍没有自尊感。因种种因素，很早就辍学，然后进入生存竞争的挣扎中。“他们在生存竞争中，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占有社会特殊资源的人群比，显然处于劣势。当他们不断膨胀的对财富占有的欲望与他们的生存能力形成巨大的落差时，就离铤而走险、以偷窃为致富捷径仅有一步之遥了。
在陈歆耕的采访中，一名50出头的小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我采访的所有的小偷中最精明也最世故的一个”小偷对世道人心看得非常透彻，有些话似乎精辟得堪称经典。他对自己的偷盗行为没有一点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他眼中，某些成天在电视上道貌岸然的人，未必就比他这个小偷高尚。“如果把一个人一生中做的所有好事都集中起来，他就是劳模；如果把一个人一生中做的坏事都集中起来，他就是罪犯、”
他的另外一个“极端”观点引起了陈歆耕的深思。“监狱能把人改造好？这是骗骗人的。一个普通的人进监狱，学不到好东西，可能学到坏东西。”其他一些小偷也有类似的表述。陈歆耕认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监狱改造工作者的关注。“我们传统的罪犯改造仍然停留在劳动改造上，即将劳动视为惩罚性的手段或工具，并未从心理上去纠正或者干预小偷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一个人的根子就不正，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出来以后改邪归正呢？”
《反扒神警胡雪林(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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