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价值解读/张晶法律论文网

犯罪分子在财产上受到一定损失。
非监禁化，是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基础上，并且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直接关联的刑罚趋势。相比较而言，非监禁化要比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实践丰富得多。在世界范围考察，非监禁刑的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管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周末监禁等。 这在中国被称为“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代表着行刑发展的未来趋向”。
在监狱工作的环节，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刑罚执行个别化，这几乎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刑事法制或刑事政策的整体趋势。个别化的精神源于教育刑思想的广泛影响。教育刑论认为，刑罚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惩罚，教育改造罪犯，使其改过迁善，顺利回归社会。并主张给罪犯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个别化的趋向还在于罪犯的犯罪及其改造是因人而异的。这种理论在中国称之为“因人施教”，或通俗的誉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理论上，个别化与理性化、人道化以及近几年兴起的人性化并驾齐驱，并共同构成了中国监狱工作的完美画卷。
这里还要表明的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趋势的产生，本质上所反映的是社会的宽容，以及对人权的尊重，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关注。其表征的是，刑罚、监
狱职能的有限性。
监狱工作的现实状况表明，监狱工作的成效对罪犯改造质量的高低是重要的，但同时又受制于其他监狱机关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宏观方面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状况、社会控制能力、社会保障程度等；微观方面的家庭稳定程度、经济收入水平、周围人际关系、本人的谋生能力等。换句话说，监狱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功效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就更加明显。工作目标与要求、工作运行与责任、配套法律与政策、考核方式与兑现。这些都涉及到惩罚与改造的实际表现出的权重问题。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是由于监狱警察队伍的职业化建设的不力。除了个别情况的妥协执法外，不少监狱警察的业务能力有限是重要因素。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还受制于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改造手段的局限性、改造内容的陈旧性、改造工作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甚至于时间、经费、场地都很难有保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有限性的监狱职能也难于最大限度地发挥。
长期以来，我们都以为，监狱工作改造人类、改造社会事业，是光荣的、伟大的、崇高的，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是功在当前、利及后人的神圣事业。我们在自我沉醉于虚幻的同时，往往过高的估价监狱惩罚和改造罪犯的价值，以为，重新犯罪率低就表明监狱工作“威力无比”，而重新犯罪到底和那些因素相关，相关到何种程度？尚无准确模型。上海监狱局1992年的定量分析证明，有12种因素与再犯（笔者以为应为“重新犯罪”）关系密切：家庭关系、安置情况、帮教情况、婚姻状况、判刑次数、改造表现、经济状况、出狱年龄、犯罪种类、刑前职业、刑期、和户籍地。 这就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重新犯罪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呈现出复杂的结构图式。监狱工作的教育、改造乃至矫正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我们更不能人为地无限放大。
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监狱机关、监狱警察只对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承担有限责任。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丝毫不意味着贬低监狱工作的伟大价值。监狱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将社会建设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破坏力量转化为建设力量。这是监狱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也是监狱工作在社会工作中的定位。很显然，拔高、虚夸监狱工作的价值是与事无补的。相反，认识改造的有限性，正是恢复了监狱工作的真正价值。使我们、也使全社会认识监狱工作的价值。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降低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恰恰相反，是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更高了。监狱工作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国家机器，是专政工具，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罪犯的改造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在一般人表面的理解上，讲政治（其实，政治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就是说一些大道理，道理越大越能吓唬人（“拉大旗，做虎皮”）。因此，我们要对监狱工作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尽量不要对监狱工作的要求理想化，同时，要创新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新途径、新模式，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这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缘起了。

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监狱制度建构的坐标

如果说，法制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缘起的理由，那么，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的实现模式则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坐标了。
综观世界刑罚的变迁历程和世界监狱制度的演变，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监狱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我们在向现代社会推进的进程中，监狱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消灭犯罪，因而也就不可能取消监狱。监狱甚至成为文明社会的外在表征。监狱工作在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的、特殊地位，任何政治家都不应小视，更不能忽略。
这里的问题倒不是在于是谁作了这样的表述，其表述的权威性如何，而是在于证明：在世界监狱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改良监狱。时间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的阶段。 在当时的情况下，监狱表征的是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现代监狱制度的确立，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促成了监狱制度的改革，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要对监狱制度进行改革。甚至还可以这样说，不改革监狱制度，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不彻底的。
这种状况，也同样出现在中国的清朝末期。沈家本，这位清末的修律大臣，在发起中国的改良运动时，也没有忘记对监狱制度认真地加以改良。他和日本的监狱学大家小河滋次郎一道试图仿照“泰西”的监狱制度，对摇摇欲坠的清朝监狱进行彻底的改良。并拟定了《大清监狱律草案》。他深有体会地说：“监狱尤为内政外交重要之举”。 以至于象张之洞、袁世凯、赵尔撰这样的人物都参与了当时监狱的改良运动。
其实，在这里，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监狱具有罪犯改造的意义。即作为现代监狱的物质和精神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国现代监狱制度的萌芽的孕育应该算是清末的监狱改良运动。尽管尚不成功。
在新中国的监狱历史上，现代意义监狱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监狱。这与我过去的认识有所不同。过去，我一直

把现代意义的监狱定位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 当然，还不是完全意义。因为，完全意义的现代监狱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其实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即如何尽快实现中国现代监狱制度。
我们寻找发达国家现代监狱制度的目的，是找到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坐标。那么，发达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参考呢？抽象的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监狱法治建设在现代监狱制度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
法治的理念其实是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韦伯对此有他的见解“理性化的法律只有在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背景下才能被加以理解”。 我们现在推进的法治国家战略，其实，就是借鉴的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
在西方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监狱法治的发展。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方整个社会的发达是靠法治的发达来支撑的。没有了法治，社会就缺乏了秩序，没有了秩序，社会显然是无法发展的。谁能设想，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秩序中，社会在进步、在发展、在繁荣。到目前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社会形态，今后也不会出现。西方现代法治建设进程中，监狱法治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注意到的首先是英国，在著名的监狱改革家霍华德的建议下，英国在1773年通过了改革监狱的法案。次年，通过了《释放囚犯法》、《囚犯健康法》。1778年，制定了《教养法》。1782年，制定了《矫正所法》，规定了矫正所的职能是对囚犯实施改造。立法对监狱工作的定位，具备了现代的思想。1853年，制定《劳役监禁法》，对罪犯的累进制、分类制、记分制等作出规定。1865年，英国《监狱法》颁布。
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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