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价值解读/张晶法律论文网
上所述，监狱人民警察是法律职业者，其言行举止代表的是政府，是法律的化身。监狱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执法对形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具有直接的作用，尤其是监狱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2）权利保障：监狱法治的标志。权利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法律保障的权利。 “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 然而，在监狱实践中， 对罪犯的权利保障力度是不够。随着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权利保障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保障力度也在加大。尤其是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的理性观念正在逐步确立。
（3）法律至上：监狱法治的根本。法律至上就是要求人们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精神，以法律作为言行的准绳，而且要养成法律习惯，由强制到自觉，最终形成“法律信仰”。 对于监狱人民警察来说，在对罪犯实施惩罚与改造中，必须认真执行法律，依法办事，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要尊重罪犯人权，尤其在罪犯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及时提供救济手段，切实确立法律的崇高权威性。
（4）法制完备：监狱法治的形式。监狱法制的完备，是监狱法治的必要条件之一。 《监狱法》是规范监狱工作的重要法律，但不能因此说有了监狱法就标志着监狱法治的实现。因为法制完备涉及的面很广，内容也很多。今后，应当根据监狱事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理念作指导，完善从监狱警察到罪犯，从管理到教育的完备监狱法治。
（5）依法治监：监狱法治的要求。长期以来，监狱倡导的“依法管理”，其重心是指管理罪犯，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与威慑，同时，强调罪犯必须履行劳动、学习等义务。 现代监狱制度中的依法治监的首要要求就是依法管理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监督其管理罪犯的权力，不能对罪犯法外施权、法外施刑。同时，也要求监狱管理机关在管理监狱时，应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滥施管理权。如不能动辄对监狱人民警察、甚至对罪犯乱施“罚款”（无论是监狱管理机关，还是监狱都没有这一行政处罚权。否则，即是行政违法）。依法治监还要求监狱及其管理机关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不能违背、违反有关法律，否则是无效的。
（6）监督规范：监狱法治的保证。监狱法治缺少监督，是不能实现的。换句话说，完整意义上的监狱法治，包括了执法监督。目前监狱的执法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有的流于形式。在新形势下，应当大力加强。从监督形式上看，应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监狱、舆论监督；从过程上看，应包括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从监督内容上看，应包括执法监督、管理监督等。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从具体的监督上有了突破，如编制罪犯手册，将罪犯从入监到出监，从劳动、学习到接受管理，从减刑、假释到处分、加刑等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浓缩，条理清楚，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如实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监狱工作有关内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如聘请社会名流、党政人士做行风监督员，定期视察监狱，不仅沟通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消除了社会误解，促进了监狱事业的发展等。
2．权利
权利，在这里是指罪犯权利。显然，权利是法治的应有之意，这里之所以将其从“权利”中分离出来，就在于罪犯权利在目前的监狱工作中位置的突出和意义的非同寻常。离开权利去谈法治是荒诞的。问题是，还有的监狱人民警察仍把罪犯当作“义务主体”， 而不是将权利、义务一致起来，更不承认罪犯也是“权利主体”，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实，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罪犯权利是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这里且不说，《监狱法》对罪犯权利作了广泛而明确，具体而有保障的规定，即使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也将罪犯权利置于特殊的保护之下，如新刑法将“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由渎职罪调整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相应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罪犯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自由被限制。也正是如此，他们的权利才需要加以特别的保障。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权利，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以国家的名义立法，以国家的强力、国家机器去维护，但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权利，那是难上加难的，少数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那样的不置一谈，以至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我们已经习惯“少数服从多数”思维的民族。然而，现代理念告诉我们，对少数人的保护是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自觉选择。
罪犯还是弱势群体。他们面对的是监狱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器、专政工具；他们面对的是警察这样的政府代表、国家法律化身。他们在高墙电网的特殊天地里劳动、学习、生活，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剥夺了权利，他们不再有普通人的生存模式。固然，他们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这甚至是法律的报应、是社会正义的必然选择。但，文明社会的表达是对他们惩罚的同时，对他们的生存还应给予足够的关爱，对他们的权利给予充分的维护和保障。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是公民。
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这样表述刑罚的存在：犯罪是禁止的恶；而刑罚同样也是恶，是必要的恶，是不得已的恶。因此必须严格限制刑罚的使用，更不得随意扩大刑罚。在当代，刑罚的伟大在于刑罚所蕴涵的对罪犯的矫正价值。监狱警察如果认为自己具有可以对罪犯实行“惩罚具有不确定性”的威慑，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在法治国的框架里，很难想象，监狱警察除了依法对罪犯惩罚外，还有什么权力去诠释“不确定性”；监狱警察作为法律的化身，除了模范地执行法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罪犯管理外，还有什么权力可以“言出法随”。那些动辄对罪犯惩罚、惩罚、再惩罚的论者，那些言必对罪犯权利剥夺、剥夺、再剥夺的论者，那些号称对罪犯自由限制、限制、再限制的论者，自以为是在代表监狱警察的权利，维护法律的威严，其实，充其量不过是封建色彩的特权思想流露。现代法理学告诉我们，罪犯在监狱服刑是因为惩罚，而不是为了惩罚。现代监狱的伟大价值就在于“源于报应，表于惩罚，载于改造，止于自由” “不自由，勿宁死”已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法治格言。在这里，自由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更是法律意义上的。在现实工作中，有一些罪犯确实表现不好，有的还重新犯罪。对这样的罪犯，必须惩处。但除了依法之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很难想出还有比法律更好的办法。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全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体罚虐待罪犯的情况只是个别现象；随着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法治化、科学化、人性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改造罪犯的文明化程度大大提高，体罚虐待罪犯不仅是法律所不容，也是监狱警察无能的表现。
罪犯是人，罪犯是公民，罪犯是我们的同类。我们有千万个理由去善待他们，而没有一条理由去体罚虐待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小看、蔑视他们的权利。
我理解，公民的权利、罪犯的权利，都是法律一视同仁要保护的权利，保护罪犯的权利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一样，都是法律的要求，都是法治的最高价值。罪犯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一样神圣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价值解读/张晶法律论文网(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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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利保障：监狱法治的标志。权利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法律保障的权利。 “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 然而，在监狱实践中， 对罪犯的权利保障力度是不够。随着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权利保障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保障力度也在加大。尤其是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的理性观念正在逐步确立。
（3）法律至上：监狱法治的根本。法律至上就是要求人们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精神，以法律作为言行的准绳，而且要养成法律习惯，由强制到自觉，最终形成“法律信仰”。 对于监狱人民警察来说，在对罪犯实施惩罚与改造中，必须认真执行法律，依法办事，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要尊重罪犯人权，尤其在罪犯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及时提供救济手段，切实确立法律的崇高权威性。
（4）法制完备：监狱法治的形式。监狱法制的完备，是监狱法治的必要条件之一。 《监狱法》是规范监狱工作的重要法律，但不能因此说有了监狱法就标志着监狱法治的实现。因为法制完备涉及的面很广，内容也很多。今后，应当根据监狱事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理念作指导，完善从监狱警察到罪犯，从管理到教育的完备监狱法治。
（5）依法治监：监狱法治的要求。长期以来，监狱倡导的“依法管理”，其重心是指管理罪犯，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与威慑，同时，强调罪犯必须履行劳动、学习等义务。 现代监狱制度中的依法治监的首要要求就是依法管理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监督其管理罪犯的权力，不能对罪犯法外施权、法外施刑。同时，也要求监狱管理机关在管理监狱时，应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滥施管理权。如不能动辄对监狱人民警察、甚至对罪犯乱施“罚款”（无论是监狱管理机关，还是监狱都没有这一行政处罚权。否则，即是行政违法）。依法治监还要求监狱及其管理机关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不能违背、违反有关法律，否则是无效的。
（6）监督规范：监狱法治的保证。监狱法治缺少监督，是不能实现的。换句话说，完整意义上的监狱法治，包括了执法监督。目前监狱的执法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有的流于形式。在新形势下，应当大力加强。从监督形式上看，应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监狱、舆论监督；从过程上看，应包括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从监督内容上看，应包括执法监督、管理监督等。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从具体的监督上有了突破，如编制罪犯手册，将罪犯从入监到出监，从劳动、学习到接受管理，从减刑、假释到处分、加刑等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浓缩，条理清楚，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如实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监狱工作有关内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如聘请社会名流、党政人士做行风监督员，定期视察监狱，不仅沟通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消除了社会误解，促进了监狱事业的发展等。
2．权利
权利，在这里是指罪犯权利。显然，权利是法治的应有之意，这里之所以将其从“权利”中分离出来，就在于罪犯权利在目前的监狱工作中位置的突出和意义的非同寻常。离开权利去谈法治是荒诞的。问题是，还有的监狱人民警察仍把罪犯当作“义务主体”， 而不是将权利、义务一致起来，更不承认罪犯也是“权利主体”，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实，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罪犯权利是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这里且不说，《监狱法》对罪犯权利作了广泛而明确，具体而有保障的规定，即使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也将罪犯权利置于特殊的保护之下，如新刑法将“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由渎职罪调整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相应
提高了法定刑。这从立法原意上理解是将罪犯列为与普遍公民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先进行刑思想的影响，罪犯作为权利易受侵犯的一类弱势公民，罪犯权利保护方面的法律将应运而生。同时，罪犯权利受到侵害后，应该得到及时救济，如罪犯被体罚虐待造成一定后果的，受刑讯逼供造成一定后果的，应得到国家赔偿。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外，外界的挤压、逼迫将会促使这种局面的早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监狱的法治模式将是“挤逼”型模式，是一种被动式。“法与权利往往是同一个词，二者是处于同等序列的概念” 在现代法治中，权利在立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当代中国的立法也应是以保护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主旨、为重心，并要求建立与完善法定权利保障体系。” “立法应以保障权利为目的”。 要确立现代的法治观念，权利必须得到广泛的尊重；权力必须得到一定的制约。 作为监狱的管理者——监狱人民警察，也应当尊重并保障罪犯的权利。“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治而斗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监狱以及监狱警察应当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这种保障，其实质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罪犯是少数人在现代文明社会，尊重、宽容少数人应当是文明社会的标尺。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罪犯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自由被限制。也正是如此，他们的权利才需要加以特别的保障。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权利，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以国家的名义立法，以国家的强力、国家机器去维护，但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权利，那是难上加难的，少数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那样的不置一谈，以至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我们已经习惯“少数服从多数”思维的民族。然而，现代理念告诉我们，对少数人的保护是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自觉选择。
罪犯还是弱势群体。他们面对的是监狱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器、专政工具；他们面对的是警察这样的政府代表、国家法律化身。他们在高墙电网的特殊天地里劳动、学习、生活，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剥夺了权利，他们不再有普通人的生存模式。固然，他们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这甚至是法律的报应、是社会正义的必然选择。但，文明社会的表达是对他们惩罚的同时，对他们的生存还应给予足够的关爱，对他们的权利给予充分的维护和保障。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是公民。
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这样表述刑罚的存在：犯罪是禁止的恶；而刑罚同样也是恶，是必要的恶，是不得已的恶。因此必须严格限制刑罚的使用，更不得随意扩大刑罚。在当代，刑罚的伟大在于刑罚所蕴涵的对罪犯的矫正价值。监狱警察如果认为自己具有可以对罪犯实行“惩罚具有不确定性”的威慑，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在法治国的框架里，很难想象，监狱警察除了依法对罪犯惩罚外，还有什么权力去诠释“不确定性”；监狱警察作为法律的化身，除了模范地执行法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罪犯管理外，还有什么权力可以“言出法随”。那些动辄对罪犯惩罚、惩罚、再惩罚的论者，那些言必对罪犯权利剥夺、剥夺、再剥夺的论者，那些号称对罪犯自由限制、限制、再限制的论者，自以为是在代表监狱警察的权利，维护法律的威严，其实，充其量不过是封建色彩的特权思想流露。现代法理学告诉我们，罪犯在监狱服刑是因为惩罚，而不是为了惩罚。现代监狱的伟大价值就在于“源于报应，表于惩罚，载于改造，止于自由” “不自由，勿宁死”已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法治格言。在这里，自由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更是法律意义上的。在现实工作中，有一些罪犯确实表现不好，有的还重新犯罪。对这样的罪犯，必须惩处。但除了依法之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很难想出还有比法律更好的办法。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全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体罚虐待罪犯的情况只是个别现象；随着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法治化、科学化、人性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改造罪犯的文明化程度大大提高，体罚虐待罪犯不仅是法律所不容，也是监狱警察无能的表现。
罪犯是人，罪犯是公民，罪犯是我们的同类。我们有千万个理由去善待他们，而没有一条理由去体罚虐待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小看、蔑视他们的权利。
我理解，公民的权利、罪犯的权利，都是法律一视同仁要保护的权利，保护罪犯的权利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一样，都是法律的要求，都是法治的最高价值。罪犯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一样神圣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价值解读/张晶法律论文网(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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