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人文关怀/姚建宗

第二，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财产权，而现实的人的财产权又是以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因此，在非严格的意义上，二者可以等同，视作同一概念。如果说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源泉，那么，财产权则毫无疑问地是实现这些权利的最主要的基本方式。因此，兰德强调："生命的权利是所有权利的源泉，财产权是它们实现的唯一工具。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实现。由于人们必须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生命，如果没有对努力结果所具有的权利，也就没有维持生命的手段。一个人从事劳作，而其他人占有其劳作成果，那么他就是一个奴隶。"在这里，财产权实际上是"一种行动的权利，就象其他的权利一样：它不是对某种对象的权利，而是对行动、劳作的结果以及赚取东西的权利。它不是保证人们将赚得财产，而是保证他如果赚取的话，就能够拥有。它是取得、保持、利用和处置物质价值的权利。"换句话说，"财产的权利意味着人们有权采取经济行动以获得财产、利用财产和处置财产；而不是指其他人必须向他提供财产。"⒁

由此看来，法治在对现实的人的物质性存在与发展的关切之中，把个人的财产权置于其规范与制度、观念与意识的核心地位，的确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它表明，个人的财产权不仅是实现个人的生命权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方式，而且还是个人自治、个人独立平等的最基本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个人的幸福生活才有可能。正如刘军宁所说的："个人财产权的概念意味着个人在社会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意味着个人有权支配在私人领域内属于个人的物品。如果每个人生命的目的是自我发展，那么，个人财产权便是个人在社会中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在社会环境中，通过标定财产所有权的范围所体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界限是实现自治和作出有效的道德判断所不可少的。取消了财产权，也就取消了道德生活的可能。"的确，"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道理很简单，"连制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⒂其次，法治以个人财产权的充分有效保护为核心，可以对政府的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这不仅使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实现相对的分离，而且也可以实现宪政对政府权力予以规范约束的目的。正因为个人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它对政府的意志加以限制，除了反对政治权力的扩张之外，它允许出现其他政治力量"，所以，个人财产权才"成为不受国家和强权控制的生活基础，成为自由、个人自治赖以植根和获取养料的土壤，它对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个人财产权制度的稳固确立始终是与民主、自由、宪政和法治相依相伴并彼此促进和支持的。虽然"个人的财产权与自由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带来民主，但没有财产权与市场，则绝对不会有民主。前者虽不是后者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财产权却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民主在人类文明中的昌盛与财产权的逐步确立是同步发生的。"我个人赞同这样的看法："财产权的保障不仅需要民主，同样需要宪政、法治。财产权的确立还催生了法治。在没有财产权的时代，连法律都显得多余，更不用说研究如何用法律来保障财产权了。财产权是宪法与宪政所要保护的重点对象，没有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就没有宪政。"⒄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宪政民主与法治的今天，我们认为，在我国法治的规范与制度层面、观念与意识领域，从宪法到部门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法的理论到法律实践，必须特别强调把对私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平等地置于公有财产的保护水平上，只要是正当合法的财产，无论其主体属性是私有还是公有，不管其数量是多还是少，也不管其规模是大还是小，都毫无例外地以同一标准对待，在法律上平等地施以全面、充分而有效的规范性保障，这是法治的人文关怀的根本要求。最后，法治以个人财产权的充分有效保护为核心，既可造就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实行所必需的具有独立自主地位、具有人格和尊严、也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主体，又可造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具有权利义务观念与宽容精神的新一代的公民。

总之，在我国实行法治与宪政民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综合国力，使全体人民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将个人财产权的充分有效保护置于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性之目的，也才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内在规律与本来逻辑。在此，我们的确有必要重温梁启超先生的谆谆教导："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人类以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使财物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之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移转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固而无危险。非惟我据此权与人交涉而于我有利也，即他人因我据此权以与我交涉亦于彼有利。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值。"⒅

第三，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权的落实，并为其提供充分、全面而有力的规范性与制度化的救济手段。为了实现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权，为现实的

人提供充分的劳动与就业机会就应当是法治的重要任务，有关劳动与就业保障的法律的主要功能即在于此，这也是基本人权实现的常规方式。然而，在社会之中，始终存在一些特殊的社会弱者人群，他们具有程度不一的生存障碍；而且，一般社会成员也并非始终具有充分的劳动与就业保障，一旦失去劳动与就业机会，这些本无生存障碍的一般社会成员也面临生存困境。因此，法治要求全社会具有比较稳定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公平的社会福利分配机制与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保障机制，例如，通过制定合理的最低生活标准，发放失业救济金，提供全面、充分而有效的社会保障手段，等等。所有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法治社会，都是也应当是通过法律规范与制度来建立并落实的。

第四，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发展权。发展权的内涵极其丰富而广泛，在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发展权体现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环境的充分保护上，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观体现出来的发展权意义，它要求在法治的观念与意识、规范与制度层面，体现并落实为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作为生存依靠的自然资源的全面有效保护与可更新式的、少污染甚至零污染的清洁生产式的并发利用，从而不仅满足现时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同时地满足未来各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既在代内实现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公平分配和利用，又在代际间实现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公平分配和利用。同时，广泛而真实的受教育权，理所当然地是现实的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发展权，这项权利的真正落实对于民主、宪政和法治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受教育权的落实程度既是一个社会民主、宪政和法治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民主、宪政和法治之社会支撑稳定程度的检验指标。

三、法治的人文关怀的重要视点还有现实的人的精神性存在与发展的需求及其满足，在法治的制度与精神层面体现为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和对人的基本自由的制度落实与保障。

现实的人的精神性存在与发展，实际上也是和现实的人的物质性存在与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互为依存和支撑的，任何真实的人的现实存在都无法离开这两个方面。而在现代社会，人的精神性的存在与发展及其需求，更是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真正的社会人格的主要内容，成为合格的社会生活主体的内在构成成分与要素。因此，在现代民主宪政与法治的社会，无论是规范与制度安排还是观念与意识之培育，无不强调对现实的人的精神性生存与发展需求的自由设定与权利保护，这种自由设定与权利保护既体现了对人的生存权的满足又体现了对

《法治的人文关怀/姚建宗(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