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曾代伟

予其纠劾、检控官吏渎职犯罪的重任，在深层次上，主要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置身广袤的中华大地，面对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华夏各族人民，深感力不从心，基于强化地方监控的需要而为之；当然，也有肃清官常，惩治奸邪贪秽，以维护地方安定的目的。其后，蒙元统治者报着同样心态，对地方监察官格外倚重，在各地分设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使司，编织了一道道严密的监控网络。　

此外，金朝对负有纠举职责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世宗曾诏令："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18)以促使各级官吏认真履行纠举、监督上级官长的职责。

在封建时代，皇帝对可能危及皇权,觊觎皇位的诸王防范甚严。金朝在各亲王府设置傅、府尉、长史等属官，职司管理王府事务，监视亲王及其家人的活动，纠举其违法犯罪行为等。大定十二年，世宗召见诸王府长史谕之曰："朕选汝等，正欲劝导诸王，使之为善。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19)明昌元年章宗又敕定"亲王家人有犯，其长史，府椽失察、故纵罪"，(20)以防止亲王府属官与亲王及其家人相勾结，共谋不轨。明昌六年，章宗处死世宗长子、镐王永中及其二子案，就是由镐王府属官傅、府尉等纠举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因防禁严密，语涉不道"(21)而提起诉讼的。在审理过程中，进而牵涉到永中及其第二子神徒门，发现他们亦有"不逊"、"怨谤"之辞。章宗遂据此赐永中死，将阿离合懑和神徒门弃市。
另一方面，金代监察官及有关官吏因纠举失职、违法，而受到处罚的事例，亦屡见不鲜。

告诉，即诉讼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及其他知情人向官府告发而提起诉讼。金律对告诉权的限制较少。一是不适用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自汉以降，华夏历代王朝的法律基于儒家伦常观念，均规定有亲属相为隐的诉讼原则，凡一定范围的亲属，犯罪非谋反、谋大逆、谋叛时，得互相容隐，告者反而有罪。金律则不然，听任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的行为。如大定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市）民赵无事"带酒乱言，"法当死，其父赵千捕之而告官府。赵千"大义灭亲"之举受到世宗赞许："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赵无事）死一等。"(22)若依唐宋律典之规定，赵千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23)据此，父告子乃为告期亲卑幼，应杖六十。

二是金朝对中原王朝自古以来禁止奴婢告发主人的峻令，弃置不行，听任以至纵容奴婢告主，并经常依据奴婢的告发而大兴狱讼。故有金一代，奴婢告主的事件层出不穷，上自亲王，下至黎庶，因被家奴告发而陷于囹圄，以致丢官卸爵，身首异处者，不乏其人。

太宗时，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人陈光的家奴"谋良不可"，告发陈光与贼杀人，致使陈光"系狱，榜掠不胜，因自诬服"。(24)后因其子陈颜自请代父死的孝行感动了官府，才获得赦免。海陵王时，昭义军节度使肖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25)因肖仲宣政绩颇佳，深得海陵王信任，才免于缧绁之辱。海陵王之弟，西京留守完颜衮（又名蒲家）素为其兄猜忌，"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西京兵马总管）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26)经御史台和刑部会同审理，查无实据。但海陵王仍遣使臣拘捕蒲家等至中都，斩之于市。梁王兀术之子完颜亨（又名孛迭），封芮王，历任中京、东京留守，先后两次被家奴告发，最终冤死狱中。第一次是家奴梁遵告完颜亨与卫士符公弼谋反。虽经有关部门"考验无状"，却使完颜亨遭到海陵王深深的猜疑。第二次是家奴六斤与完颜亨侍婢私通，事泄遭训斥，遂怀恨于心，总想伺机"告亨谋逆"。后果然借故"诬亨欲因间剌海陵"，(27)致使完颜亨被捕下狱，不久惨死狱中。参知政事韩　
的家奴告其主"以马资送叛人出境"。有司考之无状，以该奴归还韩　 。韩　
待之如初，曰："奴诬主人以罪，求为良耳，何足怪哉"。(28)大定时，海陵王之侄、应国公完颜和尚召日者妄卜休咎。日者李端称其"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其"当大贵"。(29)此事经家奴李添寿向朝廷告发后，完颜和尚等伏诛。章宗时，镐王永中的家奴德哥检举其主尝与侍妾言："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30)导致永中被朝廷赐死。此外，金律亦不禁妾告正室。如天德四年，平章政事徒单恭之妾忽挞，告正室、太祖长公主兀鲁"语涉怨望"。海陵王遂杀兀鲁而杖罢其夫。

金朝律令不禁奴婢告主和卑幼告尊长的规定，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颇具特色。早在西周时期，就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君臣、父子无狱讼"(31)的教条。秦律设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之制。(32)汉律本于儒家伦常观念，创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告尊长乃"干名犯义"行为。《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之"斗讼律"更明确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疏议》曰："谓奴婢本无良状，而妄诉良，云主压充贱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载："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听减一等"；"诸教令……奴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将卑幼告尊长，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义"门："诸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条例"，还对奴婢告主的处罚，作了具体的补充性规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律从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该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准枷责完结，俟徒限满日，照例官卖

，将身价给还原主。"(35)

可见，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王朝的法律，从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级特权出发，都禁止卑幼告尊长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层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的传统，与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伦常观念的"同居相为隐"原则相碰撞的结果。在女真人占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传统势力冲破了同居相隐原则编织限制家族成员之间告诉权的罗网。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金朝当权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考虑。金王朝长期处于同南宋、西夏等国对峙的国际环境，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倾轧剧烈，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敌谋杀。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时时注视政敌的动向，防范其不轨活动。尤其是金朝皇帝继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历十帝，其中兄终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继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还是通过政变或利用政变后的混乱局面上台的。"法统"不正使最高统治者对谋反、叛逆言行极为敏感，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权的隐患煞费苦心。　鼓励告奸是防止皇权旁落，消弥反叛，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与其主人朝夕相处，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听任和利用家奴检举、告发主人违法不轨行为，无疑有助于及时打击犯罪活动，防范反对派势力的不轨图谋。此外，金朝还实行"保伍连坐法"，强制邻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36)

当然，金也同历代一样，对告诉失实（诉妄）及诬告者，亦给予处罚。如海陵王时，左宣徽使（正三品职）许霖之子与应国公完颜和尚发生纠纷。许霖父子被殴辱后诉于朝廷，使对方受罚。但许霖亦因"所诉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颜亨被家奴梁遵诬告谋反一案，经朝廷"考验无状，遵坐诛"

《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曾代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