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的法治化是保障人权的必要保证/杨涛

　逮捕的法治化是保障人权的必要保证
　　　　　　　　　　　　　　　　　杨涛
　　目前，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如何防范诸如佘祥林、胥敬祥等错案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为此，《检察日报》5月16日发表了记者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的文章——《防止冤错案要严把捕人关》，朱孝清副检察长对于审查逮捕环节上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错刑事案件的发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的确，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环节对于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错刑事案件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目前媒体披露出的几起冤假错案的情况来看，固然存在许多原因，但跟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没有认真把握好捕人关也存在相当关系。逮捕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源于以下几点：一是逮捕是最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捕后，往往剥夺的人身自由的状态一直延续至判决生效后，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二是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侦查机关甚至地方政府习惯于把逮捕当作审判，一旦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有关机关就认为犯罪嫌疑被判罪了，不再努力去搜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甚至千方百计要使犯罪嫌疑人定罪，以避免国家赔偿和其他不利于办案人员的事情发生；三是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由于时间上离发案时间比较近，受一些地方政府的干涉比较多，民愤也比较大，检察机关在此时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公正办案受到太多外来因素的干扰。
因此，必须将审查逮捕工作纳入法治化建设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审查逮捕在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错刑事案件的发生应有的功能。逮捕工作法治化建设应当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是必须用制度来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地方的干涉。朱孝清副检察长提出，检察机关对地方党委对案件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好汇报、解释工作。不被接受的，要及时向上级检察院报告。明知不符合法律却不报告，仍予执行并造成错案的，要追究责任。这一要求与最近通过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精神是相吻合的。但是，要让检察人员能有效地独立行使检察权，需要有力的制度保障，加强检察机关的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实现对地方的独立。因为，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检察机关的人财物仍在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这样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干涉检察机关正当行使检察权。
其次，必须在实体上严格界定逮捕的标准。现行法律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标准过于模糊，朱孝清副检察长提出要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补充，并对于基本构成犯罪确需逮捕的，须同时具备另外四点要件，才能批准逮捕。这对于细化逮捕条件、防止错案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逮捕还必须引入现代法治的“成比例原则”，即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限必须与其涉嫌的犯罪成一定的比例，涉嫌犯罪重的羁押时间长一些，涉嫌犯罪轻的羁押时间必须更短，改变目前无论犯罪轻重，羁押时间没有区分的现状。此外，还须将逮捕与起诉、审判时间分离，目前的做法是逮捕后，在对犯罪嫌疑人起诉、审判时，对其羁押状态保持不变，这使得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特别长，并容易造成超期羁押。因此，必须规定逮捕的刚性时间，如果案件在此期间不能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必须重新进行严格审查。
最后，必须实现逮捕环节的程序正义。对于在程序上如何完善逮捕措施，朱孝清副检察长提出了要尽可能每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加强内部制约和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联系和必须坚持捕、诉分离等。这些措施的提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将能进一步确保逮捕的公正。但是，要实现逮捕的程序正义，必须以三角的诉讼构造形式改造逮捕程序，要由中立的第三者来对逮捕进行审查，要公开听取双方的意见。其次，必须建立犯罪嫌疑人在逮捕程序中请求救济的权利，现行的“取保候审”措施是由司法机关单方面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必须建立“保释制度”，犯罪嫌疑在羁押一定时间后或有正当理由可以提出重新审查逮捕措施和取保的申请，有关司法机关必须再次公开听审，听取双方意见，并给予犯罪嫌疑人上诉的权利。
诚然，在我国谈论司法程序的改造，都不能脱离我国的现有的国情，渐进性的改革是稳妥的，也是可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孝清副检察长的提出的要求将对完善逮捕程序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是，要全面保障人权和促进司法公正以及从根本上杜绝错案的发生，我们就必须加快步伐向逮捕的进一步法治化方向迈进，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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