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文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其前景/王传敏法律论文网
在荒漠的大西北高原的牧场上，在劳动中，他不仅彻底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而且连同价值观、幸福观都整个地发生了连自己都感到真还震骇的变化，他意外地获得了同人民和土地血肉相连的坚实、稳定的人生信念和崭新的气质情感，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根”。林逸（《白云飘落天幕》）也是在劳改农场的劳动中，从一个孱弱、悲观甚至绝望得去自杀的“林妹妹”，不断地锻打自己的灵魂，成长为一个虽然残疾仍然微笑着面对生活的爱国知识分子。劳动改造人、造就人、创造人，在丛、张的作品中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也是目前许多关于大墙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所积极表达的一个主题。
“大墙文学”的另一个传统的主题就是人性的描写。大墙内的囚犯们是一个象兵营、学校那样高度聚合的特殊群体。在这里，人性高度曲张、人格鲜明对立，这里成为一个罪恶与阴谋的集中地。罪犯从热闹喧嚣的红尘中一下子被投送到这囚禁之地，强烈的生活反差使他们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动，冷静、孤独使人思索，在思索中人性得到升华。同时，狱内还存在管教干警与罪犯人格上的对立，既有积极主动的管教者对囚犯的教育熏陶，也有囚犯对干警的潜流般的侵渐，然而就是在这种对立斗争中，人性才显出其独特的魅力，正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文学也是人学，因而“大墙文学”也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一点。
在对于初期的“大墙文学”把管教干警作为丑的一面来刻画，而如今该把他们摆到何种位置的认识上，我们应当看：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动乱年嗲，这种特殊的角色处理是符合生活实情的。但进入新的时期，民主法制制度得到极大的改善，犯罪活动就其性质而言，是“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犯罪行为是与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监狱人民警察正是以其正义、光明的一面来对罪犯进行感召、感化。这正是新时期“大墙文学”中应该首先肯定的。当然，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狱内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也是从未间断过的，两种理性与意念也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也有管教干警因为执法犯法，最终沦为“阶下囚”，被罪犯“反改造”过去，但这只是极少数，黑子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太阳的光辉。这只能说明正邪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斗争始终不断，但最终正义必胜！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有许多误入歧途的灵魂也就是在人性的斗争中，经过灵与肉的煎熬，痛苦的思考与反省，走向了新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人。
我们还应当看到：不少写作人，墙内的有干警和囚犯，墙外的有曾为囚徒的和到监狱内体验生活的，如当过囚徒的作家贾植芳曾写过《狱内狱外》，他这样表述狱内生活：“蹲监狱是一种人生，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被迫凑到一起，成为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在这里依然有正义与邪恶、是与非，甚至是生与死的冲突、斗争。”
湖北作家绍六，文革期间因“攻击”江青而入狱数年，根据这段经历他写出了《狱霸》一书；
南京作家刘静生，根据一位曾是逃犯的朋友的经历，写出了《当代江湖秘录》；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过长篇纪实小说《遣送大西北》；
天津作家航鹰在监狱体验生活，写出了以《大墙内外》为题的系列作品；
1986年底，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中国西部大监狱》
……
1994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走向和平——狱中手记》，此书作者唐敏1986年在南京《青春》杂志上发表了中篇纪实小说《太姥山妖氛》，不久，此作品中涉及的真实地址、真实姓名的人就联名上告，1990年月，经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唐敏犯有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赔偿人民币两千元。唐敏出狱后即写出了记叙她真实经历的《走向和平》一书，书中记叙了她在狱中的所见所闻。
改革开放以来，影视剧本也不断涉足大墙题材，如电影《少年犯》在观众曾掀起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此外还有描写女犯的《雨沐花尘》，根据小说《橡树上的黄手帕》改编的电影《幸福的黄手帕》成为经典影片之一。
以上事实说明，“大墙文学”依然有其蓬勃和潜在的旺盛生命力，大墙题材的创作天地很广，作者在此领域尽可以大有作为。同时，我们不能拘泥于丛、张二人的作品来探讨“大墙文学”，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张贤亮被称为“大墙文学之叔”，但二人的作品绝不是“大墙文学”的水穷之处。新时期“大墙文学”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把握住社会主义监狱体制变化的脉搏，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推陈出新，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象命名“公安文学”、“军事文学”那样，给“大墙文学”下个宽泛的定义：
所以以大墙内人物（包括监狱干警、罪犯及其亲属）为中心人物，以大墙内生活为基础素材的文学形式都可以称之为“大墙文学”。
“大墙文学”的作者不必文学”。 “大墙文学”的作者不必写作人，“大墙文学”的体裁亦不必考其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剧本、歌词。
“大墙文学”的现状
虽然说“大墙文学”在一定时间内已喷发出并在现在仍潜存着旺盛的生命力，但与当今文坛诸如“公安文学”、“军事文学”作品的产量相比，“大墙文学”作品的创作现状不容乐观，自丛、张二人之后已渐呈示微之气，因而“大墙文学”的概念在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也越来越淡化了，虽然报刊、影视作品中也常出现反映大墙题材的作品，司法部也曾经组织编写过一写作品，如拍摄电视剧《囚犯的荣誉》，出版文艺作品集，但缺乏系统性、持久性的投入，在此领域缺少大手笔、的大制作，多数作品仍停留于“蜻蜓点水”式的触及，因而“大墙文学”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了解和认同，近几年“公安文学”作品高潮迭起，仅就影视剧而言，《9•18大案纪实》、《中华之剑》、《英雄无悔》等一系列作品，以其贴近生活、真实可亲的创作风格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也使人们在观赏作品的同时，了解到公安干警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树立了新时期公安干警的行业形象。
“大墙文学”缘何式微，笔者认为：
一、“大墙”生活的封闭性特点的限制。由于政策的规定性和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大墙”生活是近乎封闭的，只有监
二、作品发表环境的狭窄。尽管目前各省市的监狱管理局都有类似《新生报》之类的内部报纸和一些为数不多的专业杂志，但目前从严格意义上讲全国监狱系统内部尚无一份纯文艺性质的“大墙文学”杂志。从宽泛意义上讲，河北保定市的《特殊园丁》可以算的饿上一家面对大墙和社会的综合性刊物，但囿于多方面的原因，能够提供给“大墙文学”的版面也很有限，绝大多数“大墙文学”还是处于“搭车赶路”的尴尬处境，如上海的《警苑》、江苏的《法学天地》等刊物还是辟出一角作为“文苑”、“大墙内外”这样狭窄的发表空间，其拥有读者的数量可想而知。而且，1997年国内报刊进行整顿，许多这样的刊物已经或即将消失，有的改成内部资料。面对日益缩小的空间，“大墙文学”的创作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同样的“公安文学”发展情况则相反，不仅有公安部办的大型刊物《啄木鸟》，而且几乎每个省市的公安厅都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刊物，江苏省的《警方》、《治安》，安徽有《警探》等，这些刊物以优厚的稿酬等因素建立了供稿人网络，而且经常邀请一些社会知名作家推出主打栏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三、写作者的自我束缚。一段时间以来，多数“大 《“大墙文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其前景/王传敏法律论文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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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文学”的另一个传统的主题就是人性的描写。大墙内的囚犯们是一个象兵营、学校那样高度聚合的特殊群体。在这里，人性高度曲张、人格鲜明对立，这里成为一个罪恶与阴谋的集中地。罪犯从热闹喧嚣的红尘中一下子被投送到这囚禁之地，强烈的生活反差使他们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动，冷静、孤独使人思索，在思索中人性得到升华。同时，狱内还存在管教干警与罪犯人格上的对立，既有积极主动的管教者对囚犯的教育熏陶，也有囚犯对干警的潜流般的侵渐，然而就是在这种对立斗争中，人性才显出其独特的魅力，正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文学也是人学，因而“大墙文学”也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一点。
在对于初期的“大墙文学”把管教干警作为丑的一面来刻画，而如今该把他们摆到何种位置的认识上，我们应当看：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动乱年嗲，这种特殊的角色处理是符合生活实情的。但进入新的时期，民主法制制度得到极大的改善，犯罪活动就其性质而言，是“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犯罪行为是与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监狱人民警察正是以其正义、光明的一面来对罪犯进行感召、感化。这正是新时期“大墙文学”中应该首先肯定的。当然，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狱内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也是从未间断过的，两种理性与意念也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也有管教干警因为执法犯法，最终沦为“阶下囚”，被罪犯“反改造”过去，但这只是极少数，黑子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太阳的光辉。这只能说明正邪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斗争始终不断，但最终正义必胜！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有许多误入歧途的灵魂也就是在人性的斗争中，经过灵与肉的煎熬，痛苦的思考与反省，走向了新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人。
我们还应当看到：不少写作人，墙内的有干警和囚犯，墙外的有曾为囚徒的和到监狱内体验生活的，如当过囚徒的作家贾植芳曾写过《狱内狱外》，他这样表述狱内生活：“蹲监狱是一种人生，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被迫凑到一起，成为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在这里依然有正义与邪恶、是与非，甚至是生与死的冲突、斗争。”
湖北作家绍六，文革期间因“攻击”江青而入狱数年，根据这段经历他写出了《狱霸》一书；
南京作家刘静生，根据一位曾是逃犯的朋友的经历，写出了《当代江湖秘录》；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过长篇纪实小说《遣送大西北》；
天津作家航鹰在监狱体验生活，写出了以《大墙内外》为题的系列作品；
1986年底，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中国西部大监狱》
……
1994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走向和平——狱中手记》，此书作者唐敏1986年在南京《青春》杂志上发表了中篇纪实小说《太姥山妖氛》，不久，此作品中涉及的真实地址、真实姓名的人就联名上告，1990年月，经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唐敏犯有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赔偿人民币两千元。唐敏出狱后即写出了记叙她真实经历的《走向和平》一书，书中记叙了她在狱中的所见所闻。
改革开放以来，影视剧本也不断涉足大墙题材，如电影《少年犯》在观众曾掀起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此外还有描写女犯的《雨沐花尘》，根据小说《橡树上的黄手帕》改编的电影《幸福的黄手帕》成为经典影片之一。
以上事实说明，“大墙文学”依然有其蓬勃和潜在的旺盛生命力，大墙题材的创作天地很广，作者在此领域尽可以大有作为。同时，我们不能拘泥于丛、张二人的作品来探讨“大墙文学”，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张贤亮被称为“大墙文学之叔”，但二人的作品绝不是“大墙文学”的水穷之处。新时期“大墙文学”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把握住社会主义监狱体制变化的脉搏，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推陈出新，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象命名“公安文学”、“军事文学”那样，给“大墙文学”下个宽泛的定义：
所以以大墙内人物（包括监狱干警、罪犯及其亲属）为中心人物，以大墙内生活为基础素材的文学形式都可以称之为“大墙文学”。
“大墙文学”的作者不必文学”。 “大墙文学”的作者不必写作人，“大墙文学”的体裁亦不必考其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剧本、歌词。
“大墙文学”的现状
虽然说“大墙文学”在一定时间内已喷发出并在现在仍潜存着旺盛的生命力，但与当今文坛诸如“公安文学”、“军事文学”作品的产量相比，“大墙文学”作品的创作现状不容乐观，自丛、张二人之后已渐呈示微之气，因而“大墙文学”的概念在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也越来越淡化了，虽然报刊、影视作品中也常出现反映大墙题材的作品，司法部也曾经组织编写过一写作品，如拍摄电视剧《囚犯的荣誉》，出版文艺作品集，但缺乏系统性、持久性的投入，在此领域缺少大手笔、的大制作，多数作品仍停留于“蜻蜓点水”式的触及，因而“大墙文学”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了解和认同，近几年“公安文学”作品高潮迭起，仅就影视剧而言，《9•18大案纪实》、《中华之剑》、《英雄无悔》等一系列作品，以其贴近生活、真实可亲的创作风格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也使人们在观赏作品的同时，了解到公安干警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树立了新时期公安干警的行业形象。
“大墙文学”缘何式微，笔者认为：
一、“大墙”生活的封闭性特点的限制。由于政策的规定性和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大墙”生活是近乎封闭的，只有监
狱干警和罪犯才能走进“大墙”，细致入微地体察生活，对外界而言，它是一块禁地。当然，也有少数作家鼓足勇气走进狱内体验生活，但这种体验毕竟受到较大的限制。同时，由于“大墙”题材的文学作品有时必不可免要涉及到一些不能对外公开的秘密，因此，多数写作者仍然无法把握住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这种顾虑在发稿时编辑中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二、作品发表环境的狭窄。尽管目前各省市的监狱管理局都有类似《新生报》之类的内部报纸和一些为数不多的专业杂志，但目前从严格意义上讲全国监狱系统内部尚无一份纯文艺性质的“大墙文学”杂志。从宽泛意义上讲，河北保定市的《特殊园丁》可以算的饿上一家面对大墙和社会的综合性刊物，但囿于多方面的原因，能够提供给“大墙文学”的版面也很有限，绝大多数“大墙文学”还是处于“搭车赶路”的尴尬处境，如上海的《警苑》、江苏的《法学天地》等刊物还是辟出一角作为“文苑”、“大墙内外”这样狭窄的发表空间，其拥有读者的数量可想而知。而且，1997年国内报刊进行整顿，许多这样的刊物已经或即将消失，有的改成内部资料。面对日益缩小的空间，“大墙文学”的创作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同样的“公安文学”发展情况则相反，不仅有公安部办的大型刊物《啄木鸟》，而且几乎每个省市的公安厅都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刊物，江苏省的《警方》、《治安》，安徽有《警探》等，这些刊物以优厚的稿酬等因素建立了供稿人网络，而且经常邀请一些社会知名作家推出主打栏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三、写作者的自我束缚。一段时间以来，多数“大 《“大墙文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其前景/王传敏法律论文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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