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文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其前景/王传敏法律论文网

墙文学”写作者在创作时陷入了“三段论”式的写作模式，写管教干部教育罪犯总是欲扬先抑，强调罪犯违规违纪、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总之是“一无是处”，然后是管教干部苦口婆心地教育，病时端一碗鸡蛋面感动得罪犯泪流满面，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写追捕逃犯也只是侧重于人民政权的强大力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囚犯写作的文章中也多是借物、借事抒情，有所思，有所叹，再不就是岁月漫忆类的小短文。应当看到，这是一中急功近利型的写作，写作者满足于驾轻就熟的一中肤浅的写作方法，没有深入到角色的心理深处、人性深处、灵魂深处，缺乏对生活的深刻体验，缺乏在创作上坚苦卓绝的探索精神，这样简单炮制出的作品，严格上讲，不是创作，是手工作坊的制作，这样的状态是很难产生大作品的。当然，好的作品并非一定要长篇巨制，文学魅力不问长短，但要想铺开对大墙生活的描写，深入一些，仍然是需要一定的篇幅的。雷同化的“三段论”式的情节既不合于文艺多样化的要求，也不利于文艺创作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好的读者群。须知好的作品自会拥有读者，而读者的青睐则有助于文学创作者进一步成熟，作品艺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大墙文学”的前景
监狱多地处偏僻，有在深山大漠，有在沿海湖湾，交通不发达，文化生活单调。应当说，无论监狱干警还是囚犯，都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大墙文学”作品则以其贴近生活的特点更受到大墙内的读者的青睐。好的作品能启迪人、感化人、熏陶人、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大墙文学”在人性人格方面较之其他文学题材有更深入的探讨，十五的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社会主义文学殿堂不能也不应该少了“大墙文学”这一分子。
同时，面对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监狱工作政策屡屡无理攻讦的形势，从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出发，“大墙文学”也应该主动出击，宣传党的“改造人、造就人”的监狱工作政策，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监狱干警集“教师、医生、父母”于一身（党的改造工作要求干警对待罪犯要象“医生对待病人、父母对待孩子、教师对待学生”）的社会主义执法者形象，宣传罪犯在大墙内反省、感悟、忏悔的心路历程……“大墙文学”应该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尽可能撩开蒙在她脸上的朦胧而迷离的面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监狱刑罚执行的透明度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大墙文学”题材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个“雷区”，不好写、不敢写，大墙内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为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两年，司法部已经有意识地实施了“金剑文章奖”、“金剑图书奖”“金剑文学奖”等六个专项奖，极大地调动了写作者的积极性，一大批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脱颖而出。在这些作品中，“大墙文学”题材占了较多的席位，在“文学奖”中有舒克鹏的《从看得见的高墙到看不见的高墙》、林牧夫的《走向牢狱的女人》等。这些作品体裁多样、选材不一，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大墙文学”的内涵，拓宽了其外延。
“大墙文学”的发表空间应该予以拓展，可以尝试在《特殊园丁》、《警苑》的基础上创立司法部主管或主办的综合性大型刊物，以扩大其影响，“大墙文学”未尝不可以象南方诸省发展“公安文学”那样，把知名作家邀请到圈子里来，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挖掘大墙生活中“金子般的物质”，推出更多有影响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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