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调查报告/武彬法律论文网
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仅靠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顺带进行不是有效举措。
（二）预防总体思路圄于狭窄，程序改良现象成为主流。
现阶段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以在司法阶段的程序保护为主，而对其人格转化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
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方面，有不少关于程序改良的先例：如公安系统对轻型犯罪的未成年人尽量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检察系统对此类案件加快审理节奏，减少犯罪带给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一些法院采取“缓审”制（推迟开庭时间考察未成年人，考察表现良好者作无罪判决），或是“前科淡化”制（也是通过考察表现良好者由司法机关出面淡化其曾经犯罪的经历，有的法院直接建议从档案中撤出判决书、视为没有犯罪经历），还有的采取“圆桌审判”（将传统八字形审判格局改为半圆形，消除未成年人的恐惧感），以此消除犯罪记录可能带给未成年人的人生伤害。但是，应该看到，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只限于司法机关在程序上的试点改良，涉及未成年人思想转化的少之又少，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全社会都参与进来的“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体系”，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效果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连贯性。
（三）在保护、转化方式上过于程式化。
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上，各部门工作人员基本上都采取程序化帮助、说教式为主的方式。就是指程序上规定要进行教育就口头说几句，且以套路说教为主，对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和心理状况知之甚少。这样的教育枯燥生硬，未成年人根本听不进去，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收效甚微。这是现行矫正制度的明显缺陷。
（四）没有配套有效的“心理矫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各种保护性规定不但不能起到教育挽救的功能，反而减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法律程序在各方面都对未成年人进行了优待。在量刑时给予从轻或减轻；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都对未成年人进行照顾，最为明显的是对未成年人能取保候审的就取保候审，能判缓刑的尽量判缓刑，减少未成年人被“二次污染”的机会。但是，由于心理矫正工作没有及时跟上，一些被取保候审或是被判缓刑的未成年人会由此产生“我没事了”的感觉，认为做坏事被抓住也不过如此，把犯罪经历当作资本炫耀，变本加厉地进行犯罪活动，进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成为犯罪加速剂。由此可见，心理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
（五）相关立法单一，且没有实施细则和相关培训。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匮乏现象比较严重，现有法律不仅单薄，而且可操作性不强。根据这些原则性的规定无法界定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也无法真正发挥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具体执行的人员更是没有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法规资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
四、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几点对策
（一） 加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法规的立法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制度如果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研究，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践。要将理论转化为司法实践和社会实践，加强实证研究。在理论适度超前的前提下，加快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的建立，尽快解决现存的各类实际问题。
（二） 加强未成年人心理矫正是预防重新犯罪的根本。
心理辅导是目前对犯罪未成年人最有用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心智本来就不成熟，走向犯罪的道路多半是误入歧途，但是要想让他们彻底与过去的不良生活告别，就必须要在特定时期内由专人对其进行多次深入接触，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予以矫正，仅有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的批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专职进行。建议在司法局或教委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心理矫正辅导机构，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及问题少年系统性的心理辅导，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三） 集学校、公检法、社会等多方力量，统一进行青少年犯罪预防，找出能够贯穿整个诉讼程序的保护方案。
为了进一步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应当对矫正工作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仅靠公检法或是学校的力量远远不够，要充分发挥社团的力量，由专门机关牵头，对犯罪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现象进行统一研究，寻找对策。
（四） 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设立未成年人专用刑罚，引入犯罪未成年人社区服务。英国针对未成年人的“反社会行为”制定了各种形式的惩戒项目 ，其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还对监护人进行的裁决，并剥夺不尽职父母的养育责任，将未成年人转移到其他家庭或社会收养部门收养；美国对于未成年人违法行为有一套单独的刑事司法程序 ，并从70年代开始，对于罪行比较轻微的、初次涉足犯罪的青少年，判处8-2000小时不等的社区服务作为处罚。我国应在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判处缓刑等刑罚措施之外，增加强制性社区服务这项刑罚。社区服务主要是让犯罪未成年人参加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如打扫卫生等。这种处罚方式把未成年人置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下，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可以照常学习、生活，同时培养其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使其恢复正常人格，回归社会。服务期间应设专门机构跟踪考察，服务期满由专门机构出具表现证明。
（五） 学校不应放弃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在现有体制下，学校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提高升学率、保证教学质量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普遍缺乏足够的耐心；而这些学生往往也是屡屡违反校规校纪、使学校头痛不已的“坏学生”。在权衡利弊后，学校就会作出开除犯罪学生的决定。此举在短期内解决了学校的问题，却是以牺牲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为代价。学校是未成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离开学校的未成年人在心理上会感觉无助和失落，极有可能会转而向社会不良小团体寻找精神寄托。学校应当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加强对误入歧途的青少年的辅导，引导他们回归学校。
（六） 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家长的教育方式辅导。为防止家长的错误教育对未成年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应当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家长的心理辅导。主要针对其孩子的性格特点和原先教育方式的不足进行持续辅导，并提出改进意见，从家庭内部改善未成年人的生活氛围，促进未成年人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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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总体思路圄于狭窄，程序改良现象成为主流。
现阶段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以在司法阶段的程序保护为主，而对其人格转化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
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方面，有不少关于程序改良的先例：如公安系统对轻型犯罪的未成年人尽量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检察系统对此类案件加快审理节奏，减少犯罪带给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一些法院采取“缓审”制（推迟开庭时间考察未成年人，考察表现良好者作无罪判决），或是“前科淡化”制（也是通过考察表现良好者由司法机关出面淡化其曾经犯罪的经历，有的法院直接建议从档案中撤出判决书、视为没有犯罪经历），还有的采取“圆桌审判”（将传统八字形审判格局改为半圆形，消除未成年人的恐惧感），以此消除犯罪记录可能带给未成年人的人生伤害。但是，应该看到，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只限于司法机关在程序上的试点改良，涉及未成年人思想转化的少之又少，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全社会都参与进来的“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体系”，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效果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连贯性。
（三）在保护、转化方式上过于程式化。
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上，各部门工作人员基本上都采取程序化帮助、说教式为主的方式。就是指程序上规定要进行教育就口头说几句，且以套路说教为主，对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和心理状况知之甚少。这样的教育枯燥生硬，未成年人根本听不进去，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收效甚微。这是现行矫正制度的明显缺陷。
（四）没有配套有效的“心理矫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各种保护性规定不但不能起到教育挽救的功能，反而减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法律程序在各方面都对未成年人进行了优待。在量刑时给予从轻或减轻；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都对未成年人进行照顾，最为明显的是对未成年人能取保候审的就取保候审，能判缓刑的尽量判缓刑，减少未成年人被“二次污染”的机会。但是，由于心理矫正工作没有及时跟上，一些被取保候审或是被判缓刑的未成年人会由此产生“我没事了”的感觉，认为做坏事被抓住也不过如此，把犯罪经历当作资本炫耀，变本加厉地进行犯罪活动，进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成为犯罪加速剂。由此可见，心理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
（五）相关立法单一，且没有实施细则和相关培训。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匮乏现象比较严重，现有法律不仅单薄，而且可操作性不强。根据这些原则性的规定无法界定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也无法真正发挥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具体执行的人员更是没有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法规资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
四、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几点对策
（一） 加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法规的立法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制度如果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研究，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践。要将理论转化为司法实践和社会实践，加强实证研究。在理论适度超前的前提下，加快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的建立，尽快解决现存的各类实际问题。
（二） 加强未成年人心理矫正是预防重新犯罪的根本。
心理辅导是目前对犯罪未成年人最有用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心智本来就不成熟，走向犯罪的道路多半是误入歧途，但是要想让他们彻底与过去的不良生活告别，就必须要在特定时期内由专人对其进行多次深入接触，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予以矫正，仅有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的批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专职进行。建议在司法局或教委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心理矫正辅导机构，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及问题少年系统性的心理辅导，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三） 集学校、公检法、社会等多方力量，统一进行青少年犯罪预防，找出能够贯穿整个诉讼程序的保护方案。
为了进一步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应当对矫正工作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仅靠公检法或是学校的力量远远不够，要充分发挥社团的力量，由专门机关牵头，对犯罪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现象进行统一研究，寻找对策。
（四） 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设立未成年人专用刑罚，引入犯罪未成年人社区服务。英国针对未成年人的“反社会行为”制定了各种形式的惩戒项目 ，其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还对监护人进行的裁决，并剥夺不尽职父母的养育责任，将未成年人转移到其他家庭或社会收养部门收养；美国对于未成年人违法行为有一套单独的刑事司法程序 ，并从70年代开始，对于罪行比较轻微的、初次涉足犯罪的青少年，判处8-2000小时不等的社区服务作为处罚。我国应在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判处缓刑等刑罚措施之外，增加强制性社区服务这项刑罚。社区服务主要是让犯罪未成年人参加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如打扫卫生等。这种处罚方式把未成年人置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下，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可以照常学习、生活，同时培养其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使其恢复正常人格，回归社会。服务期间应设专门机构跟踪考察，服务期满由专门机构出具表现证明。
（五） 学校不应放弃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在现有体制下，学校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提高升学率、保证教学质量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普遍缺乏足够的耐心；而这些学生往往也是屡屡违反校规校纪、使学校头痛不已的“坏学生”。在权衡利弊后，学校就会作出开除犯罪学生的决定。此举在短期内解决了学校的问题，却是以牺牲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为代价。学校是未成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离开学校的未成年人在心理上会感觉无助和失落，极有可能会转而向社会不良小团体寻找精神寄托。学校应当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加强对误入歧途的青少年的辅导，引导他们回归学校。
（六） 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家长的教育方式辅导。为防止家长的错误教育对未成年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应当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家长的心理辅导。主要针对其孩子的性格特点和原先教育方式的不足进行持续辅导，并提出改进意见，从家庭内部改善未成年人的生活氛围，促进未成年人的改造。
《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调查报告/武彬法律论文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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