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网络与科学工作的社会结构
像
分辨技术的出现而得以解决。如果仅仅从技术上看，我们似乎可以乐观地预测，电子
网络最终将取代现有的科学交流系统，并完全改变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
强调新兴交流技术的革命性质，并预言某种交流手段的出现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
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前述更广泛的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变种。60年代广泛流行的“麦
克卢汉主义”，可能是试图将交流手段的决定性作用理论化的第一次认真的努力。在
《认知媒介》一书中，加拿大哲学家麦克卢汉（M.Mcluhan ）写道：“当任何一种新
技术手段在社会环境中出现时，它会在这个环境中一直传播下去，直至渗透到每一个
社会机构。”(14)这位“电子时代的预言家”认为，社会生活比之于被传递的信息内
容，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递手段的性质和特点。他由此对电影、无线电、电
视、电话、电报等电子手段的社会作用给予了乐观的估计，认为以它们为核心的大众
交流媒介将取代过去五百年盛行的印刷术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正如米哈依洛夫指出
的，交流方式的变迁史并没有为这种决定论提供支持性的证据。文字的产生并没有消
除口头交流的需要，印刷术革命没有取消私人通信，电子媒介不仅没有完全替代图书
的功能，反而使图书的作用更加有效，使之传播得更为广泛。”“看来，每个科学发
展时期都给科学交流系统带来自己的变化。科学交流系统的重要特点在于，以往的方
法和手段没有为新方法和新手段所取代，而只是为新方法和新手段所补充。”(15)按
照米氏的观点，科学交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结构对于外界影响的反应异常
稳定，不将整个系统破坏，便无法取缔任何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稳定性和
保守性是现代科学交流系统的基本发展规律。
在一定意义上，前述沃尔什和贝马的研究结果已部分证实了米哈依洛夫的有关假
设。他们的调查显示，电子网络对科学交流系统的作用有以下三种具体的代表形式：
（1 ）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原有的交流方式。比如在数学中，作为纸和笔的电子等价
物，CMC 已经承担了原有交往安排（如旅行）的大部分功能。数学家仍然旅行，但其
作用范围已被窄化且重点发生了转移。基于工具性交流的考虑，他们更喜欢访问同行
的网址，并向同行提供自己的网址。（2）与原有交流方法和手段并存。化学文摘是化
学界普遍使用的参考工具，一些化学家已主要从网络的CA库获得所需信息，另一些人
却继续去图书馆查阅CA期刊。在生物学领域，电子邮件、传真、数字电话等手段的作
用似乎是并列的，不管它们是否以网络为媒。（3）对原有交流媒介加以改造。在这方
面， 物理学界对预印件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沃尔什和贝马所做的研究的意义当然远不限于此，他们的社会学视角使他们有可
能把一项技术变迁与其社会环境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电子公告栏较低的声噪比，未经
专家同行评议的电子预印件并未影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广泛使用这些网络技术，但却
被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视为重要缺陷；CMC的信息社会化特征对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来说是
真正的问题，而对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来说却是网络合用的基础和最主要的优越性。我
们从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评价一项新技术（比如电子网络）的实际作用，只有与特
定职业组织（比如科学）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对于科学交流系统而言，更
可能的情况是：即使网络技术今后持续改进，并因此而使科学交流实践发生重大变化
，仍不会出现各学科都能充分利用网络各项功能的情况，也不会从根本上瓦解各学科
已建立的科学交流体制。手段的多样性和形式的可变性将是当代科学交流系统的基本
特征。正如交流理论家伽尔维（W.D.Garvey）指出的，“科学交流系统的创新者，尤
其是那些完全按照其它学科的模型设计一个学科的交流系统的人，很可能被大多数学
科中的科学交流过程的总体相似性所误导。这些相似性掩盖了学科之间的重要差别，
为一个学科设计的交流创新可能被证明不适合甚至有害于另一个学科。”(16)
4 结语
最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莫过于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以及它们所引起的“
吵吵嚷嚷的”（clamorour）社会反应。甚至， 有些技术（比如克隆技术）在其实际
影响尚未表现出来之前就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应接不暇的技术变迁显然加强了奥格
本式的忧郁：人们几乎没有机会仔细体验一项新技术的滋味，更新的技术（或原有技
术的升级）又已经扑面而来。无所适从的感受不仅困扰着普通人，也困扰着那些创造
技术的人。因此，我们的时代尤其需要“学者式的冷静”，以在变化中调整步调和建
构秩序。
电子网络作为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之一，其潜在价值已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
，政府部门的政策多是为了推进网络建设和鼓励人们“科学地”使用网络，对网络如
何与各种工作体系结合，以及网络使用所产生实际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则需要学术界
做具体的调查研究。本文提到了沃尔什和贝马关于网络在科学中运用情况的研究报告
，但应该指出，他们的调查是在美国背景下进行的，且调查范围不大（只限于两所大
学中的四个自然科学学科），所使用的滚雪球抽样方法也有局限性，因而其结论的普
遍性是有待检验的。比如，他们没有强调网络可得性（涉及科学家购置电脑和使
络的费用，国家或地区网络设施的总体状况和建设进程，政府对网络运行的监控和管
理策略等对科学界实际用网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可能是我国许多科技人员尚未用网或
用网效率不高的社会原因之一。鉴于此，我们目前正在设计一项针对中国科技人员用
网状况的社会学调查，试图对更广泛的问题进行 《电子网络与科学工作的社会结构(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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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技术的出现而得以解决。如果仅仅从技术上看，我们似乎可以乐观地预测，电子
网络最终将取代现有的科学交流系统，并完全改变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
强调新兴交流技术的革命性质，并预言某种交流手段的出现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
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前述更广泛的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变种。60年代广泛流行的“麦
克卢汉主义”，可能是试图将交流手段的决定性作用理论化的第一次认真的努力。在
《认知媒介》一书中，加拿大哲学家麦克卢汉（M.Mcluhan ）写道：“当任何一种新
技术手段在社会环境中出现时，它会在这个环境中一直传播下去，直至渗透到每一个
社会机构。”(14)这位“电子时代的预言家”认为，社会生活比之于被传递的信息内
容，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递手段的性质和特点。他由此对电影、无线电、电
视、电话、电报等电子手段的社会作用给予了乐观的估计，认为以它们为核心的大众
交流媒介将取代过去五百年盛行的印刷术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正如米哈依洛夫指出
的，交流方式的变迁史并没有为这种决定论提供支持性的证据。文字的产生并没有消
除口头交流的需要，印刷术革命没有取消私人通信，电子媒介不仅没有完全替代图书
的功能，反而使图书的作用更加有效，使之传播得更为广泛。”“看来，每个科学发
展时期都给科学交流系统带来自己的变化。科学交流系统的重要特点在于，以往的方
法和手段没有为新方法和新手段所取代，而只是为新方法和新手段所补充。”(15)按
照米氏的观点，科学交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结构对于外界影响的反应异常
稳定，不将整个系统破坏，便无法取缔任何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稳定性和
保守性是现代科学交流系统的基本发展规律。
在一定意义上，前述沃尔什和贝马的研究结果已部分证实了米哈依洛夫的有关假
设。他们的调查显示，电子网络对科学交流系统的作用有以下三种具体的代表形式：
（1 ）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原有的交流方式。比如在数学中，作为纸和笔的电子等价
物，CMC 已经承担了原有交往安排（如旅行）的大部分功能。数学家仍然旅行，但其
作用范围已被窄化且重点发生了转移。基于工具性交流的考虑，他们更喜欢访问同行
的网址，并向同行提供自己的网址。（2）与原有交流方法和手段并存。化学文摘是化
学界普遍使用的参考工具，一些化学家已主要从网络的CA库获得所需信息，另一些人
却继续去图书馆查阅CA期刊。在生物学领域，电子邮件、传真、数字电话等手段的作
用似乎是并列的，不管它们是否以网络为媒。（3）对原有交流媒介加以改造。在这方
面， 物理学界对预印件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沃尔什和贝马所做的研究的意义当然远不限于此，他们的社会学视角使他们有可
能把一项技术变迁与其社会环境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电子公告栏较低的声噪比，未经
专家同行评议的电子预印件并未影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广泛使用这些网络技术，但却
被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视为重要缺陷；CMC的信息社会化特征对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来说是
真正的问题，而对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来说却是网络合用的基础和最主要的优越性。我
们从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评价一项新技术（比如电子网络）的实际作用，只有与特
定职业组织（比如科学）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对于科学交流系统而言，更
可能的情况是：即使网络技术今后持续改进，并因此而使科学交流实践发生重大变化
，仍不会出现各学科都能充分利用网络各项功能的情况，也不会从根本上瓦解各学科
已建立的科学交流体制。手段的多样性和形式的可变性将是当代科学交流系统的基本
特征。正如交流理论家伽尔维（W.D.Garvey）指出的，“科学交流系统的创新者，尤
其是那些完全按照其它学科的模型设计一个学科的交流系统的人，很可能被大多数学
科中的科学交流过程的总体相似性所误导。这些相似性掩盖了学科之间的重要差别，
为一个学科设计的交流创新可能被证明不适合甚至有害于另一个学科。”(16)
4 结语
最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莫过于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以及它们所引起的“
吵吵嚷嚷的”（clamorour）社会反应。甚至， 有些技术（比如克隆技术）在其实际
影响尚未表现出来之前就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应接不暇的技术变迁显然加强了奥格
本式的忧郁：人们几乎没有机会仔细体验一项新技术的滋味，更新的技术（或原有技
术的升级）又已经扑面而来。无所适从的感受不仅困扰着普通人，也困扰着那些创造
技术的人。因此，我们的时代尤其需要“学者式的冷静”，以在变化中调整步调和建
构秩序。
电子网络作为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之一，其潜在价值已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
，政府部门的政策多是为了推进网络建设和鼓励人们“科学地”使用网络，对网络如
何与各种工作体系结合，以及网络使用所产生实际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则需要学术界
做具体的调查研究。本文提到了沃尔什和贝马关于网络在科学中运用情况的研究报告
，但应该指出，他们的调查是在美国背景下进行的，且调查范围不大（只限于两所大
学中的四个自然科学学科），所使用的滚雪球抽样方法也有局限性，因而其结论的普
遍性是有待检验的。比如，他们没有强调网络可得性（涉及科学家购置电脑和使
用网
络的费用，国家或地区网络设施的总体状况和建设进程，政府对网络运行的监控和管
理策略等对科学界实际用网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可能是我国许多科技人员尚未用网或
用网效率不高的社会原因之一。鉴于此，我们目前正在设计一项针对中国科技人员用
网状况的社会学调查，试图对更广泛的问题进行 《电子网络与科学工作的社会结构(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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