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走？向右走？

昨日陪朋友看了一部名为《向左走向右走》的爱情片，是由金城武与梁咏琪主演的。此爱情片是根据几米的同名漫画改编的电影，看后颇为感动。影片结束后，便自己搭乘二路公交车回家。离家最近的站到我家的距离也有大半公里，于是下车后便独自一人走在美丽灯光映照下的蔡锷南路上。在浪漫的街灯环抱下，我还在回味着影片中的一幕一幕：影片讲述了一个上天无情捉弄一对年轻男女的故事。影片一开始在一条白色的斑马线上，一群人撑伞向左走，一群人撑伞向右走，男女主角擦肩而过。而后的日子里，他们无数次的在各种场合以这种“向左走向右走”的方式擦肩而过，上天将他们无数次的捉弄，却没有施舍给他们那蓦然回首的瞬间。但最后他们还是以真爱冲破了他们之间的那堵强，拥抱在一起。可正当我沉醉在故事的情节之中时，一个很小的细节闯入了我的眼帘，随之而引发了本人对于交通安全中“向左走？向右走？”问题的一连串随想。回家后心中的感情依然难以抑制，激奋之下书写此文，以表刍见。
当我独步于蔡锷南路时，我发现原本交通部门划出的专供非机动车行驶的交通区域内，多出了一些白色的方框，而在这些白色的方框旁同时也立着一些橘黄色的收费器。仔细一看，原来这些白色的方框是用来停车的。而原先专供非机动车行驶的交通区域却被这些停车用的白色方框挤占得只剩下20到30厘米宽，在有些公路较窄的地段，这种剩余已不存在。曾几何时，本人在骑自行车时也就曾经遭遇过此种尴尬的境地，心中不禁自问：“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向左走是机动车道，可是非机动车又怎能无故闯入供机动车行使的车道呢？向右走是交通部门划出的停车收费线，若是有车，不小心撞坏一辆那可是赔不起啊！面对着此种“向左走向右走”的境地，让我们这类单车一族的行路人可如何是好？
众所周知，非机动车是严禁随意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不信诸位可到五一路上的机动车道上试试，保险有警察同志将你请到一旁的非机动车道上去。之所以要用交通地划线划定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一者是确保非机动车主在行路途中的人身安全，二者是确保交通的有序与畅通。当机动车由于种种原因（如司机酒后驾车、为了赶时间上下班等）而驶入非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非机动车主人身伤害的时候，如果其间不存在阻却违法事由，则机动车主将承担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上的后果，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亦或犯罪行为负责。但如果是由于非机动车无故驶入机动车的车道由此造成非机动车主人身伤害的，则存在一个责任分配的问题，学理上往往称之为“危险分配的法理”。曾经一度在社会上吵得火热的“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问题，似乎在此文中有隐约地浮现。在刑事领域，依据信赖利益和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只要司机尽到了其信赖利益支配下的注意义务，就可排除其犯罪的构成，在学理上称为“被允许的危险的法理”。换言之，就是“撞了白撞”。在民事领域，以梁慧星教授为主的民法领域的一大批学者，都纷纷批判“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说法，此中的批判有基于法感情主义的批判，有基于对双方优劣地位比较之后发出的批判，有基于民法的基本原则的立场发出的批判等。这些批判都有各自的见地，但是无论怎么说只要是非机动车主在闯入机动车道后发生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主为此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也许有人会说，非机动车与行人还是有区别的，可笔者认为在强大的机动车辆的冲击下，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面对此种危险时是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而往往对于那些骑车技术欠佳的人来说，恐怕行人在紧急状况下躲避危险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能力也会更强一些。
看着公路上这一条条或直或曲的交通地划线，不禁引发了笔者对于法学范畴中权利与义务的思索。一条简简单单的白线，标表的是一种权利亦或一种义务？曰权利者言之：在白线划定的各种区域内，驾驶不同交通工具的主体有着各自行使的权利，同时拥有排除非此类交通工具的驾驶者在此区域内驾驶车辆的权利。诉讼中，这种在规定区域内驾车的行为事实也将成为驾驶者的抗辩事由。曰义务者言之：各类交通地划线标表着一种共同的义务，即在固定区域内行驶的车辆，不得超越此类交通线到其他类车辆的行驶区域内行驶。否则发生事故后将由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的法律后果。由此伸发开去，在我们的大千世界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标表着权利与义务的“地划线”。如足球比赛中的禁区标线，游泳比赛中泳池里的浮标，农田里划分甲家与乙家农田的田埂小道，国与国边境上的国界地标等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的线将不同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加以分割和区别，解决行者心中“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在发生事故后将根据这些“地划线”产生出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而形成不同的裁定结果。
可是，不论是司机还是行人都没有对此类问题加以足够的认识，甚至我们有关的管理部门也忽视地划线所带来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五一路拓宽之前，由于道路的车辆过于拥挤，曾经一度出现公交车、的士开上非机动车道上的现象，敢问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者的人身安全由谁来保障？因此发生了事故由谁来负责？这种现象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非常少见，以北京为例，虽然北京的道路十分宽阔，但由于车辆较多，在上下班时免不了会堵车，可是笔者却很少见到有违章越道行驶的现象，不知长沙的交通要达到此种标准还需要几年？另一个例子更是有趣。由于公共汽车站的候车区长度有限，公交车的数量较多，往往造成公交车在车站“排长龙”的现象。排在前面的车为了多拉几个乘客上车，迟迟不肯离去，而往往又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后面还没有进站，可车辆上的乘客性子急，一个劲地催司机赶快开门。按照规定，车辆只有越过车站的安全线才能下人，可是我们的司机却往往在车辆还没有进站的时候就开门放人，导致许多乘客在五一大道上的机动车行驶区域内行走，有的甚至翻越护栏，敢问此间出了交通事故由谁来负责？公交公司有责任，肇事车主有责任，恐怕连受害者本人对此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啊。
其实，这种现象在国外也有，例如我就曾经在《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中观察到美国的一些道路旁也有同样类似的收费装置，也有同样的供路边停车的“白线地带”；在欧洲一些国家同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具有中国的国情。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城镇人口的数量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剧增，城市中的人口密度相当的大，而这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相对于人口比较稀疏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更加的密集，更容易遭受各种侵害。其次，中国号称“自行车王国”。在中国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人还占有很高的比例，马路上整天奔波的自行车不计其数。而西方社会是以汽车为基本的交通工具，马路上的自行车十分罕见，大多数的公路在划定交通行驶区域时，根本不会考虑到要为骑自行车者专门划定行驶的区域。因此，国外出现这种情形是合乎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中国作为一个“自行车王国”，理应对“王国的公民”的行路权加以足够重视。
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上台执政后，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施政口号，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纷纷响应，一时间“关注民生”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随着我国民法典的逐步制订，“以民为本”的思想将更加的深入人心。保护社会中弱者的利益，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权利的观念，将成为如何落实“关注民生”的重要途径。诚然，非机动车的驾驶人相对于在公路上飞奔的各种机动车来说，当然是弱势群体，因此对于这些人在行路中应有权利的保护应当加以重视，

而不能为了“多停点车，多收点费，路边的饭店酒楼多赚点钱”就将原本属于非机动车主的正当行路权予以剥夺。试问：如果为了多收取一些门票费而将原本属于足球运动员比赛场地的草皮划出一部分给观众当看台，那么原本精彩的球赛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会是混乱的局面。
简简单单一条线，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情感和法治精神。驻足于这交错万千的各类交通地标线上，我们不禁自问：“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也许每一种步履都象征着一种权利亦或一种义务。回首中国50多年来的法治之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遇到过太多的“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权利的划分不够清晰，对权利的保护不够重视。曾几何时，诸如“放弃权利=道德高尚”一类的思想观念横行，在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这种思想对社会民众道德观念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曾经多少次我们与法治相遇，可命运总是将我们彼此捉弄，曾经多少次我们与法治擦肩而过，可是上天却没有施舍给我们那蓦然回首的瞬间。在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应当将“关注民生”进行到底，关注社会中弱者的权益，并充分的加以保护；将社会各行各

《向左走？向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