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进程中的生活观转型问题
二、生活观转型中的工具建设
1.生活工具对生活观的决定性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物质形式
生产力与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一般认为，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们看来，由生产工具决定的生活工具应该是
生活观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人类生活观的历史形态在本质上是与其所占有的生活工具相对应的。在人
类历史上，每一项划时代的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带来生活工具质的飞跃，并将其转化为
生活观的演进。18世纪的蒸汽机技术使工业生活用具取代了手工业生活用具的主导地位
，并使人类生活观步入工业文明；19世纪的电气技术使生活工具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人类生活观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
将以提高生活工具的信息含量为杠杆，使人类生活观向信息文明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工具对生活观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任何生活观的存续，
都需要与之相应的生活工具做基础；任何一次生活观转型，都需要更先进的生活
支撑。因此，工业文明型生活观向信息文明型生活观的演进，是以人类生活工具的信息
化为前提的，而生活工具信息含量的不断提高，则机制性地制约着生活观演进的幅度和
时限。
2.信息化进程中的工具建设及其对生活观转型的物质支持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关键性的科学技术则是推进生活观转型的第一动力。因此，
在人类生活观向信息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加强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特点的“工具建
设”，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信息资源的开
发与应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高信息含量生活工具的设计与使用。
生活观的演进，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国综合实力
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生活观转型的技术支持。
信息技术要与信息资源相匹配才能发挥其效能，而信息资源则是一种前途无限的新
型资源形式。
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综合形式，以“国家信息基础结构”为代表，它将成为信息
社会的“中枢神经”。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可以支持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利用全过程
，并与国际互联网络一起改变人们的交流、工作和生活，成为生活观转型的支撑系统。
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除物化为巨型工具信息高速公路外，还将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
个方面，使人们的衣、食、住、行及精神文化生活工具不断增加信息含量，这是“工具
建设”的最终体现。生活工具的创造和使用人类生活过程的特征，生活观的演进也是从
生活工具的进步开始的，当代生活工具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其信息化程度上。因此，随着
人类生活工具信息含量的提高，其生活观的转型就会获得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作为后发
国家中的大国，及时认识并抓好信息化进程中的“工具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情
。江泽民同志不久前指出的“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是一个富有远见
的战略思想。
三、生活观转型中的制度建设
1.生活观转型的制度需求
信息技术的嵌入，对人类既存的生活观是一种冲击，这是社会生活步入新天地的必
要的震荡。面对新的生活空间，“破”是必要的，但“立”也是必须的。当生活观开始
向信息文明演进的时候，信息技术也在形成着自己的“游戏规则”。
目前，人们在谈论信息高速公路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上的公路的确也需要一定
的空中交通管制”。（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68页，海南出版社，1996。）在
信息化进程中，生活观的转型受制于诸多社会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活
动的有序化。所谓信息活动的有序化，实质上就是信息生活新制度的生成和创立过程，
即信息行为习惯、信息伦理以及信息法规制度的确立过程。没有这些社会要素，信息活
动将出现“无序”，其对生活观转型的作用也会因此而缺少价值。因此，人类生活观的
转型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制度需求。”
2.生活观转型中的制度创新
随着信息化进程和生活观转型的加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关
于信息活动有序化的制度需求。相比之下，“制度变化的供给是重要的；需求的变动趋
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化路线的充分条件”。（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122页，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因此，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后发社
会，应该主动负起“制度供给”的责任，将信息活动有序化作为推进信息化进程和生活
观转型的重要一环。为此，洞察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做好信息化进程和生活观转型中的
制度创新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要进行关于信息问题的理论研究。目前，理论界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信息
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既不是物质的属性，也不是意识的属性；更不是介于物质和
意识之间的‘第三态’”。（胡继武：《信息科学与信息产业》3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如果是这样，那么信息哲学应如何建构？这类理论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
和回答的，因为信息文明中的制度创新不能也不会以传统理论为基石，而生活观的演进
也不应是沙滩上的欲望。
其次，是合理而良好的信息行为习惯的形成。这是非正式约束中的重要内容，实际
上是确立一些起标准化作用的惯例。尼尔森和温特尔认为，一种行为若能成功地应付反
复出现的某种环境，就可能被人类理性（工具理性）固定下来成为习惯。熊彼特认为，
若没有习惯的帮助，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无人能生存，哪怕是一天。在
信息化的初级阶段， 《信息化进程中的生活观转型问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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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工具对生活观的决定性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物质形式
生产力与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一般认为，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们看来，由生产工具决定的生活工具应该是
生活观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人类生活观的历史形态在本质上是与其所占有的生活工具相对应的。在人
类历史上，每一项划时代的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带来生活工具质的飞跃，并将其转化为
生活观的演进。18世纪的蒸汽机技术使工业生活用具取代了手工业生活用具的主导地位
，并使人类生活观步入工业文明；19世纪的电气技术使生活工具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人类生活观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
将以提高生活工具的信息含量为杠杆，使人类生活观向信息文明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工具对生活观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任何生活观的存续，
都需要与之相应的生活工具做基础；任何一次生活观转型，都需要更先进的生活
工具做
支撑。因此，工业文明型生活观向信息文明型生活观的演进，是以人类生活工具的信息
化为前提的，而生活工具信息含量的不断提高，则机制性地制约着生活观演进的幅度和
时限。
2.信息化进程中的工具建设及其对生活观转型的物质支持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关键性的科学技术则是推进生活观转型的第一动力。因此，
在人类生活观向信息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加强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特点的“工具建
设”，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信息资源的开
发与应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高信息含量生活工具的设计与使用。
生活观的演进，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国综合实力
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生活观转型的技术支持。
信息技术要与信息资源相匹配才能发挥其效能，而信息资源则是一种前途无限的新
型资源形式。
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综合形式，以“国家信息基础结构”为代表，它将成为信息
社会的“中枢神经”。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可以支持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利用全过程
，并与国际互联网络一起改变人们的交流、工作和生活，成为生活观转型的支撑系统。
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除物化为巨型工具信息高速公路外，还将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
个方面，使人们的衣、食、住、行及精神文化生活工具不断增加信息含量，这是“工具
建设”的最终体现。生活工具的创造和使用人类生活过程的特征，生活观的演进也是从
生活工具的进步开始的，当代生活工具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其信息化程度上。因此，随着
人类生活工具信息含量的提高，其生活观的转型就会获得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作为后发
国家中的大国，及时认识并抓好信息化进程中的“工具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情
。江泽民同志不久前指出的“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是一个富有远见
的战略思想。
三、生活观转型中的制度建设
1.生活观转型的制度需求
信息技术的嵌入，对人类既存的生活观是一种冲击，这是社会生活步入新天地的必
要的震荡。面对新的生活空间，“破”是必要的，但“立”也是必须的。当生活观开始
向信息文明演进的时候，信息技术也在形成着自己的“游戏规则”。
目前，人们在谈论信息高速公路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上的公路的确也需要一定
的空中交通管制”。（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68页，海南出版社，1996。）在
信息化进程中，生活观的转型受制于诸多社会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活
动的有序化。所谓信息活动的有序化，实质上就是信息生活新制度的生成和创立过程，
即信息行为习惯、信息伦理以及信息法规制度的确立过程。没有这些社会要素，信息活
动将出现“无序”，其对生活观转型的作用也会因此而缺少价值。因此，人类生活观的
转型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制度需求。”
2.生活观转型中的制度创新
随着信息化进程和生活观转型的加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关
于信息活动有序化的制度需求。相比之下，“制度变化的供给是重要的；需求的变动趋
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化路线的充分条件”。（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122页，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因此，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后发社
会，应该主动负起“制度供给”的责任，将信息活动有序化作为推进信息化进程和生活
观转型的重要一环。为此，洞察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做好信息化进程和生活观转型中的
制度创新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要进行关于信息问题的理论研究。目前，理论界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信息
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既不是物质的属性，也不是意识的属性；更不是介于物质和
意识之间的‘第三态’”。（胡继武：《信息科学与信息产业》3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如果是这样，那么信息哲学应如何建构？这类理论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
和回答的，因为信息文明中的制度创新不能也不会以传统理论为基石，而生活观的演进
也不应是沙滩上的欲望。
其次，是合理而良好的信息行为习惯的形成。这是非正式约束中的重要内容，实际
上是确立一些起标准化作用的惯例。尼尔森和温特尔认为，一种行为若能成功地应付反
复出现的某种环境，就可能被人类理性（工具理性）固定下来成为习惯。熊彼特认为，
若没有习惯的帮助，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无人能生存，哪怕是一天。在
信息化的初级阶段， 《信息化进程中的生活观转型问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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