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述评

是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的，但它是不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物质、文化和教育水平呢？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允许将大量的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用刑事责任年龄等刑法措施排除在犯罪人之外呢？一方面已经是排除了大量的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人”，另一方面是未成年犯罪人在所有犯罪人中的比例却又不断扩大，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与贩卖毒品、环境污染相并提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一方面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越来越轻宽，另一方面是隐性未成年人犯罪群体越来越壮大及许多未成年犯罪人演变成为“常习犯罪人”。严峻的现实清楚表明，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无论是刑事立法本身还是刑事司法实际等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一系列矛盾。
四、我国未成年人刑法法律制度现代化的实现对策
通过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制度与现实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比如，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现实之间的矛盾，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尴尬局面，只有通过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现代化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合理化问题，它是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更有效地达到保护人民和预防犯罪之刑法和刑罚目的的过程。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既是刑法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也离不开法现代化的背景，更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这里不花太多笔墨去讨论其他背景问题，而是仅就刑事法律的思想和制度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的实现对策。
1、培厚未成年人刑法理论基础，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
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已经而且也应该成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极为重要的法学课题。为此，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一、在现有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人法学框架，特别是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理论框架。对未成年人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界定和构成、刑罚的适用和刑种、量刑的情节、犯罪的类型和具体可行的罪名等等都要作不同于现有刑法学和犯罪学的专门性研究，形成一个既与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有密切联系和相互统一、又具有符合未成年人年龄和心理实际以及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并带有开放性的刑法学分支。第二、 形成一支较高素质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队伍。尽管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仅次于环境污染和毒品之后的第三大公害，但学者们并没有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研究‘小儿科’”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没有对这一复杂的刑事法律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并在社会参与下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和支持成立更多的未成年人刑法理论研究机构和从事未成年违法犯罪研究的人员，包括鼓励和支持学校教师和其他以未成年人为帮教和服务对象的工作者从事兼职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第三、高度重视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数据统计工作，为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基础。第四、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同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少年刑法制度，而因紧扣中国实际特别是物质条件。
2、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当代刑事法制研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制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同时，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权益保护、刑事办案制度相继出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际情况的掌握包括数据统计也逐步靠近科学。这就为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做了思想、理论和规范上的准备，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在考虑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严峻现实和借鉴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着手制定这两部专门法律，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的国际要求。未成年人刑法应该是一部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制裁未成年人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特别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它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且必须实现两者的均衡，既不能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目的而以牺牲社会良好秩序为代价，也不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牺牲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和指导思想恰恰是强化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由此而生产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我国“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一直都把犯罪的刑事责任起点定为14周岁，在“九七”刑法修订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并没有被采纳。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是：世界刑罚日趋轻缓化、非刑罚化、刑法要体现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迷信刑罚万能的陈旧观念，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主张这些观点从而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的学者们忽视一系列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事实，大量的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教育水平和矫正措施及设施水平低下的事实，无以处罚未成年“犯罪人”而给其他未成年人形成准“交叉感染”的事实，以及危害行为给受害人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灾难的事实。我们认为，综合分析中国物质的、环境的和未成年人个体的因素，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应定在十到十二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作案意识和作案能力，同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者亦大量存在。这既与发达国家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相吻合，也与我国开创法律部门如民法部门的责任能力规定相吻合。第二、刑罚及其适用问题。未成年人刑法既然是有别于成年人刑法的专门法律，在刑罚的设置上和适用上当然也应当有别于成年人刑法。我们认为，根据未成年人的客观情况和现有刑法精神，在刑罚种类上只能部分采纳，现有刑罚的主刑当中，死刑可以取消，管制、拘役可以较多地采用，三大附加刑都不适合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而都应

该取消。在这个基础上，再增设一些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种，比如在严格区分管制刑的基础上，可以增设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之类的刑种，形成完全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体系。第三、罪名的确定。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吸收现有刑法罪名，剔除与只有成年人才具备条件的各种犯罪名称，增设一些新的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设针对未成年人而实施的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犯罪罪名。
3、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少年法院。
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少年法院。世界上很多经济较发达的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司法体制，设立了少年法院，如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泰国等。美国伊利洛斯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等等。我国在1984年开始在上海长宁区法院设置了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之后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少年庭的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已经很难承担起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司法保护和预防、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建立少年法院，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交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和专门的少年法官审理，同时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案件，如涉及到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等案件，纳入专门的少年法院来处理，对于全面、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就目前而言，除了经济发达地区以外，建立少年法院的条件并不是十分成熟，现在的关键是巩固少年法庭的地位和作用，把少年法庭从刑事庭中独立出来，在机构、经费、人员上给予充分保障，待条件成熟了，再设立少年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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