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方言在侦查中的运用/于诚群法律论文网

浅谈方言在侦查中的运用

于诚群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几千年来相对封闭落后的流通、交往，使得各个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带有当地特点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方言，就是其中最显著、最直接的一个标志性特点。《现代汉语词典》对方言的解释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粤方言、吴方言等。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提倡、推广使用普通话，但是由于历史延袭、文化教育、自然习惯等原因，人们在非正式场合的交谈和日常生活中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大量使用着方言。而且这种使用方言的习惯仍将会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对方言的研究，本来似乎应当是语言学家的事情，但笔者认为，作为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一切行使侦查权的部门，有必要对方言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予以重视。通过对方言加以了解，充分认识到方言的独特性，才能在我们的侦查工作中加以很好的运用。把方言这一自然的、无意识的语言交流工具，变为自觉的、有意识的侦查方法，使它为“我”所用、为侦查所用，就一定能化被动为主动，就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如虎添翼”的效果。下面笔者一点粗浅的研究与运用作个阐述，算是抛砖引玉，供同仁共同探讨。
一、听声辨人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带有强烈地区性特点的方言，因为历史、文化的因素而世代相传。可以说，当一个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一定生活在当地的方言中。很多人即使因教育等原因而能够使用普通话交流，也往往因为听惯了、说惯了方言，也还会不自觉的在其所说普通话时稍带出方言的尾音，暴露出其原来所说方言的发声特点，从而让人“猜测”出他或她的“来历”。
例如，同样用普通话说“我是公司销售员”，北京人或东北人虽然其语言最接近普通话，但仍然有所区别，他们通常会将“我是”和“销售”两字念得极快，将前字的声母和后字的韵母直拼，也即“儿化音”的类似读法，前一字的发音吃掉后一字发音的一半，产生“吃字”现象，或有口音重点的会将“员”儿化，念成“员儿”；而上海、江苏和浙江部分地区吴语系说同样的话时，会因其普通话不够标准而说得听上去是“我似（si）公司销嗽员”；福建、广东等闽、粤语系人说时也会因同样原因说成“我系公稀销嗅员啦”等等。所以，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交往中往往初次见面，在相互尚不了解的情况下，听了对方几句话后，就在内心推测对方是哪里人氏了。
正如人们所评价的，某人一口“港式普通话”或“上海普通话”，例如港台影视明星们的港台腔，中央电视台的名主持刘仪伟的“川味普通话”等。
二、听声避人
侦查机关为了办案，在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需要侦查人员“到处跑”，去找人调查、抓捕人犯等，但却往往因为不懂得“语言声音”的重要性而“扑空”，徒劳往返尚不自知。原因就是被“人家”听声避人了。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对外地人产生好奇心甚至是警惕心，对外地人来找自己认识的人，或者是自己家的亲属等，更是具有好奇、猜忌和警惕心理。
尤其是，我们侦查机关要找的往往较多的是一些“特殊人物”，因为种种原因，使得他们的家人都比一般人“警惕性高”，更别说那些盗窃、诈骗、造假、贩毒、行贿比较集中的地区了。
“事发地”的侦查机关派出的侦查人员，自然是说“事发地”方言的人，到了“要找的人”所在地，显然就是“外地人”，只要你一开口，立即被人“识别出”是某地人。
当一个被我们问到“某某人或某某宅在哪里或在不在”的人在还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会首先猜想“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他（我们所要找之人）的熟人？生人？”，“找他是好事坏事？”，尤其对那些“心中有鬼或家中有鬼”的人，更是十二分的“小心谨慎”，只要心里有一丁点猜疑，则在没搞清楚之前往往不会随口如实答话。因此，又往往会因我们不认识要找的本人而我们问的人又恰恰是本人，使其“见事不妙”，从而“溜之大吉”。
所谓闻风而逃者是也。这个“风”即是我们侦查人员的“口风”——未加掩饰的方言。虽然可能刚一接触的人并非要找的本人，但此人听出了“风声”不对，也会立即给“当事人”报信，想必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运用不必赘言。
这里有二个实例供参考。
某年，一次，我院侦查人员去福建省南安县某镇上找一重要证人了解情况，到了村上，我们侦查人员用普通话向一老者打听“请问王海勇家住在哪儿？”答“不知道”，又问“王海勇这个人您认识吗？”答“不认识”。于是，侦查人员只好回到镇上住下，又多方设法了解到王的电话号码，通过多次电话联系后，几天后，王在了解到确实对其无太大厉害关系后，才与侦查人员见面。事后，王海勇说“你们一来我就知道了，我父亲已经跟我讲了‘有几个北方人找你’，你们住的地方和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原来，那老者就是他的父亲，当时所问的地方就是王的家门口。
某年，还是在福建省。一次，我们到某大市场找一小老板，找到其原所在摊位上问一十几岁的小姑娘“赖某在不在？”，小姑娘回答“不认识”，我侦查人员正在疑惑时，正好赖某来到，因为原先已经认识，所以侦查人员立即迎上前去，问其是否“现在不在此大市场干了吗？”答“在啊”并指着小姑娘说“这是我女儿”。
可以想象，我们的侦查人员接受了任务后，不辞辛劳、风尘仆仆，甚至是不远千里的拔山涉水来到目的地，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要找之人所在地——家、办公地或暂住地，一问××人在吗？去哪儿啦？何时回来？回答是“三不知”。于是，侦查人员只得殃殃而归，纵然有千般证据，万般本领却无从施展。其实，很多情况中，此“人”是“在”的，却是被我们的侦查人员给“吓”跑了，只是我们自己不自知罢了而已。即使很多时候，我们请了当地的公安机关人员出面帮助查找，却也有因为相互交谈时不慎被“外人”听见“有外地人口音的人和他们在一起”，而使要找之人迅速躲避起来了。
当我们在叹息“这次运气不好”时，却没有意识到正是我们自己的不慎，才使本应能够完成的任务“泡了汤”，真是可叹可气又可笑。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过一次教训。
某年，在镇江办案。嫌疑人赵某已被我们控制住，该赵的父亲也是同案嫌疑人，尚未被控制。我们化妆侦查，由笔者上赵某家里，以镇江方言与赵某的父亲交谈赵某所交办的事项，未有破绽。但未曾料到，赵父对儿子不归家只派人来有所怀疑，于是在我们离开其家后，派人对我们进行了反跟踪。另一与笔者同去的同志自认为已离开赵某家了，且旁无他人，就在三轮车上用“南京话”对笔者说事。虽然立即被笔者示意此处不便说话，但却真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已经被三轮车夫听进耳里。我们下车走后，其父所派跟踪之人上前问三轮车夫“他们到哪去了，住在哪里？”，虽然我们下车时打了“提前量”而未直接回住处，三轮车夫却回答“不知道，不过好象他们讲的是南京话”。此人回去一禀报，立即引起其父警觉，竟然当即决定“连夜转移家中所有赃款赃物”。
尽管该案的办理后来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但我们

得知此事原委后，仍是觉得“心有余悸”。实仍“小处不察，大处遭殃”！真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总之，要对方言在侦查工作中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即便你是讯问或询问专家，或者是擒拿格斗高手，当你找不到对手时都徒叹奈何。
很多时候，侦查人员一路风尘，劳苦万分地奔波，却无功而返，还自以为是“运气不好，人不在”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是自己这一帮人的方言坏了大事。真正是可悲、可叹、可怜！
从见诸报纸、杂志上的一些办案实例中，都有因侦查人员的言语或装束等，引起被找之人或其亲朋好友的怀疑，使得其人逃之夭夭的事例，只不过都因案件已破，人已抓到，似乎就是一点案中花絮而已，从而被一笔带过，没有引起我们很多侦查机关的足够重视。
三、以声寻人
基于有了对方言的重要性的正确认识，我们要求自己，决不能因为我们的语言问题而使应当“在”的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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