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马德的官气霸气匪气
期间，记者不止一次地听人说：马德那家伙，咬谁谁进去。据知情者介绍，“可能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已交代了，他见到马德时，其心态比较放松，但求生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虽然他说自己很后悔，但我感觉到他觉得反正自己就这么着了，惟一感到牵挂、对不起的就是儿子和老婆。他说当初他汇钱给儿子时，儿子曾经劝过他别这样干，他觉得自己连累了儿子，很内疚。为了给儿子留条命，马德进去以后拼命交代。”
虽然马德对自己在牡丹江副市长一职一任就是4年感到很委屈，但据一位知情人透露，马德在牡丹江的口碑并不好。他说，1996年11月，送马德到绥化上任的牡丹江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临走时对绥化宾馆经理撂下一句话：我从牡丹江给你绥化送个王八犊子。
黑龙江纪委的通报中，称马德“……独断专行、妄自尊大，容不得不同意见；在工作作风上，集官气、霸气、匪气于一身”。这种评价对马德而言是恰如其分。说起马德的性格和为人，不少绥化干部都用“主观、武断、爱骂人”等字眼形容。
一干部对记者说，“马德讲话很随便，一开口就骂骂咧咧，在大会小会上都这样。”一位绥化老干部承认，马德讲话随意性很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感受，也不太注意公众形象。
这个干部举例说，有次上午刚刚开完市县副处级干部会议，下午还有各市县一、二把手参加的小范围会。但这天中午，马德喝酒的积极性非常高涨，不仅自己开怀畅饮，还拼命地劝参会的书记、市长们。结果不仅下午的会延迟了，酒气冲天的马德讲的话自然也与会议事先的安排风马牛不相及。“一喝多就耽误事，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一位知情者向记者披露：我记得有一年马德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去参观外商投资的油厂，那天下大雨，这些局长们下车后都打着伞，马德见了非常生气，指着局长们的鼻子训斥：就你们他妈的娇贵，全部给我撤了。
对于马德的我行我素、主观武断，有人评价“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用的恰到好处也许能做出一些成绩来，用不到正道上，其后果难以预料。”绥化市政府一位退休的秘书长对记者说，马德这个人，说好听一点比较有魄力，说难听一点独断专行。如果说马德在绥化还有什么政绩的话，他最大的政绩就是拍板处理农民合作基金会。
1997年底到1998年初，当时全国的农业基金会因为经营不善，不能兑付，造成挤兑。在绥化，当时农民到信用社、银行挤兑，一连好多天，上访、静坐的群众在市委、市政府门口高喊“马德还钱、赵洪彦下来”，机关正常的工作根本没办法开展。
赵洪彦没有招，便借口是“政府办的事”，将这块烫手的山芋甩给了马德。马德接手后，于1998年11月成立了农业基金会债务清理办公室，自己兼任领导小组组长，抽调40名公检法干部和40名后备干部，两人一组，清理债务。
这场雷厉风行的清理债务，先后有几百人被抓。“当时那些不还钱或还不起钱的人被抓拘留所，一关就是15天，15天后放出来第二天又重新抓进去再关15天。这一次要回来9千万元。这种做法的方法只有马德可以，因为他能够拍板，别人谁也不敢。”
这9千万元，加上省里贷的2000万元，全部还给了农民。农业合作基金会一分不少地把钱还给农民，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那一年的全国长沙会议上，绥化处理农业基金会的做法被当作典型经验在会上交流。而这件事也成了马德由行署专员升任市委书记的主要政绩。
但在法律专家的眼中，这并不符合现代执政理念。“农民去农业基金会存款是一种合同行为，谋取的是利息。同样贷款人也是合同行为，也支付了利息，这是一种经济行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即使是无效合同也是司法问题。在这件事中，马德运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动用公安、司法，把农业基金会的债务人抓起来，这种行为是对法制的破坏和政府职能的误解。”
法律专家说：“其实，政府不需要保护某一个特别阶层的利益，哪怕他是弱势群体。在法制社会中，一个有限政府所做的应该是依法行政，为它辖区内的所有民事主体提供公平的机会，创造一种机制，培育一种规范。”
腐败产生了马德？
马德案发后，不仅先后牵出田凤山、韩桂芝等高官，整个绥化市所辖的一区三市六县中，260多名干部卷入，其中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被牵扯。一饭馆老板娘告诉记者，马德刚被抓时，整个绥化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那一阵子来我饭店吃饭的人，相互间问的最多的话就是‘你有没有送钱？有没有被专案组叫去问话，交代问题。’
一位退休的领导干部痛心疾首地表示，马德案带坏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风气。“我在绥化工作30年了，在组织部门也干过，在我看来绥化的干部一直很廉洁，能干，绥化的官场风气之所以到后来这样乌烟瘴气，与外来干部带来的恶习分不开。从90年代中期开始，绥化几任领导，无一幸免。而马德案的发生则是对绥化干部队伍最严重的破坏。”无独有偶，进去后的马德，面对记者也大骂官场气氛，认为是官场上的潜规则、不正之风害了自己。
对于马德案牵涉的买官干部，当地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对那些送钱的处理太轻，持这种看法大多是没有送钱、买官的干部和老百姓。而买官者则认为，这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马德本身就属于谁送提拔谁，明目张胆地索贿。
因此，对人处理不能不考虑大的社会背景。法不责众，对于干部还是要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很多领导干部是这种观点。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按照党纪国法办，要有原则，应该按照慕马案的处理方式，不能有太大的随意性。
一退休老干部认为，“虽然马德出事已经两年多了，但由于案子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案，所以绥化的干部思想比较混乱，也比较迷茫。送了钱的人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处理，没有送钱的人同样也等着，这种事情必须快刀斩乱麻赶快整明白，越拖影响越不好。马德这件事虽然坑了一部分干部，但如果处理得好也会成全一部分干部。处在十字路口，今后当官用不用钱买了？绥化的许多干部都在拭目以待。”
一位当地干部对记者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这种处理方式，给人感觉官还是要买，因为
一位绥化某部门的处级干部认为，“马德事件的产生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在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是马德造成了绥化的腐败，而是这种腐败产生了马德。只要腐败的土壤和机制还存在，没有马德还有张德、王德、李德，都一样。所以，马德问题必须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不解决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不解决权力的制约问题，反腐败就会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很难根除。”
他向记者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产生马德？就拿田凤山来说，他是肇源人，其家人在肇源县口碑相当好。田凤山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个人的素质、才能以及思想道德品质曾经得到过老百姓的认可。为什么一个曾经的好人落到现在的地步？归根结底一句话，权力缺乏监督，一些人很难摆脱这种宿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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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德对自己在牡丹江副市长一职一任就是4年感到很委屈，但据一位知情人透露，马德在牡丹江的口碑并不好。他说，1996年11月，送马德到绥化上任的牡丹江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临走时对绥化宾馆经理撂下一句话：我从牡丹江给你绥化送个王八犊子。
黑龙江纪委的通报中，称马德“……独断专行、妄自尊大，容不得不同意见；在工作作风上，集官气、霸气、匪气于一身”。这种评价对马德而言是恰如其分。说起马德的性格和为人，不少绥化干部都用“主观、武断、爱骂人”等字眼形容。
一干部对记者说，“马德讲话很随便，一开口就骂骂咧咧，在大会小会上都这样。”一位绥化老干部承认，马德讲话随意性很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感受，也不太注意公众形象。
这个干部举例说，有次上午刚刚开完市县副处级干部会议，下午还有各市县一、二把手参加的小范围会。但这天中午，马德喝酒的积极性非常高涨，不仅自己开怀畅饮，还拼命地劝参会的书记、市长们。结果不仅下午的会延迟了，酒气冲天的马德讲的话自然也与会议事先的安排风马牛不相及。“一喝多就耽误事，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一位知情者向记者披露：我记得有一年马德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去参观外商投资的油厂，那天下大雨，这些局长们下车后都打着伞，马德见了非常生气，指着局长们的鼻子训斥：就你们他妈的娇贵，全部给我撤了。
对于马德的我行我素、主观武断，有人评价“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用的恰到好处也许能做出一些成绩来，用不到正道上，其后果难以预料。”绥化市政府一位退休的秘书长对记者说，马德这个人，说好听一点比较有魄力，说难听一点独断专行。如果说马德在绥化还有什么政绩的话，他最大的政绩就是拍板处理农民合作基金会。
1997年底到1998年初，当时全国的农业基金会因为经营不善，不能兑付，造成挤兑。在绥化，当时农民到信用社、银行挤兑，一连好多天，上访、静坐的群众在市委、市政府门口高喊“马德还钱、赵洪彦下来”，机关正常的工作根本没办法开展。
赵洪彦没有招，便借口是“政府办的事”，将这块烫手的山芋甩给了马德。马德接手后，于1998年11月成立了农业基金会债务清理办公室，自己兼任领导小组组长，抽调40名公检法干部和40名后备干部，两人一组，清理债务。
这场雷厉风行的清理债务，先后有几百人被抓。“当时那些不还钱或还不起钱的人被抓拘留所，一关就是15天，15天后放出来第二天又重新抓进去再关15天。这一次要回来9千万元。这种做法的方法只有马德可以，因为他能够拍板，别人谁也不敢。”
这9千万元，加上省里贷的2000万元，全部还给了农民。农业合作基金会一分不少地把钱还给农民，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那一年的全国长沙会议上，绥化处理农业基金会的做法被当作典型经验在会上交流。而这件事也成了马德由行署专员升任市委书记的主要政绩。
但在法律专家的眼中，这并不符合现代执政理念。“农民去农业基金会存款是一种合同行为，谋取的是利息。同样贷款人也是合同行为，也支付了利息，这是一种经济行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即使是无效合同也是司法问题。在这件事中，马德运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动用公安、司法，把农业基金会的债务人抓起来，这种行为是对法制的破坏和政府职能的误解。”
法律专家说：“其实，政府不需要保护某一个特别阶层的利益，哪怕他是弱势群体。在法制社会中，一个有限政府所做的应该是依法行政，为它辖区内的所有民事主体提供公平的机会，创造一种机制，培育一种规范。”
腐败产生了马德？
马德案发后，不仅先后牵出田凤山、韩桂芝等高官，整个绥化市所辖的一区三市六县中，260多名干部卷入，其中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被牵扯。一饭馆老板娘告诉记者，马德刚被抓时，整个绥化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那一阵子来我饭店吃饭的人，相互间问的最多的话就是‘你有没有送钱？有没有被专案组叫去问话，交代问题。’
一位退休的领导干部痛心疾首地表示，马德案带坏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风气。“我在绥化工作30年了，在组织部门也干过，在我看来绥化的干部一直很廉洁，能干，绥化的官场风气之所以到后来这样乌烟瘴气，与外来干部带来的恶习分不开。从90年代中期开始，绥化几任领导，无一幸免。而马德案的发生则是对绥化干部队伍最严重的破坏。”无独有偶，进去后的马德，面对记者也大骂官场气氛，认为是官场上的潜规则、不正之风害了自己。
对于马德案牵涉的买官干部，当地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对那些送钱的处理太轻，持这种看法大多是没有送钱、买官的干部和老百姓。而买官者则认为，这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马德本身就属于谁送提拔谁，明目张胆地索贿。
因此，对人处理不能不考虑大的社会背景。法不责众，对于干部还是要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很多领导干部是这种观点。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按照党纪国法办，要有原则，应该按照慕马案的处理方式，不能有太大的随意性。
一退休老干部认为，“虽然马德出事已经两年多了，但由于案子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案，所以绥化的干部思想比较混乱，也比较迷茫。送了钱的人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处理，没有送钱的人同样也等着，这种事情必须快刀斩乱麻赶快整明白，越拖影响越不好。马德这件事虽然坑了一部分干部，但如果处理得好也会成全一部分干部。处在十字路口，今后当官用不用钱买了？绥化的许多干部都在拭目以待。”
一位当地干部对记者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这种处理方式，给人感觉官还是要买，因为
很多买官的人还在买来的位子上，有个别甚至还升了官。这就寒了那些不跑不买的干部的心。而绥化的老百姓则干脆表示：“我们现在没什么想法，有啥愤怒的呢？麻木了，就是看热闹的心境。我们根本不关心谁是绥化的领导。”
一位绥化某部门的处级干部认为，“马德事件的产生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在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是马德造成了绥化的腐败，而是这种腐败产生了马德。只要腐败的土壤和机制还存在，没有马德还有张德、王德、李德，都一样。所以，马德问题必须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不解决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不解决权力的制约问题，反腐败就会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很难根除。”
他向记者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产生马德？就拿田凤山来说，他是肇源人，其家人在肇源县口碑相当好。田凤山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个人的素质、才能以及思想道德品质曾经得到过老百姓的认可。为什么一个曾经的好人落到现在的地步？归根结底一句话，权力缺乏监督，一些人很难摆脱这种宿命的结局。”
《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马德的官气霸气匪气(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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