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专家：绥化马德案暴露官场“腐败生态网”
8月初，本报曾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已经由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侦查终结。
然而，马德案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
8月底，又有消息传出说，新一届绥化市委对已经查出的腐败实行“抓大放小”、“宽严相济”、“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政策。此事一经曝光，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9月16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将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问题。在此之际，本报专访了国内反腐专家邵道生，希望通过对马德卖官案的剖析与反思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中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提供一定的借鉴。卖官横行“腐败生态网”“功”不可没记者：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原市长王慎义受贿案，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部”，而且还涉及到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和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此外2003年到2004年黑龙江涉及腐败案的高官（如田凤山）也大都与绥化有关。你研究腐败多年，这个“马德案”中最能引起您注意的是什么？
邵道生：“马德案”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官场中的“腐败生态链”。
在绥化，这条“官场的腐败生态链”不仅又黑又粗又结实，而且分支结网，不仅将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都捆绑进去，还将比他大得多的省级高官也“覆罩”进它的“腐败生态链”之中，因此，这条“腐败生态链”也可以说是张“腐败生态网”。在绥化官场，凡是想“生存”得好一点、“发展”得好一点，就必须进入这条“腐败生态链”之中，竞相去做“链中人”、“网中官”，否则就会被官场所淘汰。
绥化官场的卖官买官为什么会盛行、猖獗？这条“腐败生态链”、这张“腐败生态网”是“功不可没”的。
记者：为什么在绥化，会出现“腐败生态链”、市委大院居然成了乌纱帽的“批发部”这样的现象？
邵道生：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与绥化处于不发达地区有关，国家、省的投资少、工程上马少，开发项目少，腐败官员在这方面捞不到油水，于是就想起了“要想富，就动干部”这一招，买官卖官就成为主要腐败形式；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马德前任赵洪彦也是腐败分子，此外，像田凤山、王慎义（原绥化市长）在绥化也权倾一时，所以这条“腐败生态链”是几任贪官的“杰作”。
“软权力”与“硬制度”之间的博弈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有很多制度吗？仅十五大到去年11月初，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就达2000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了120多项，为什么还不能割断这张“腐败生态网”呢？
邵道生：问得好啊！“制度”多，固然是好事，但是，“制度”是“死”的，也是纸面上、文件性的；而“权力”看起来虽很“软”，却是“威力无穷”。若“制度”与“权力”相斗，在权力失控的背景下，“制度”往往是被打得落荒而逃。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第一把手”的权力更是厉害得很哪！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就说过：“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胡长清则将自己形容为“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在绥化，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都掌握在市委书记马德一人手中，谁敢不听？正是这些权力绝对化了的人，打造了官场中的“腐败生态网”。怎么治理像绥化的这种卖官买官现象，关键还是处理好“一把手”的问题。
“5万元以下不追究”是个糟糕的措施
记者：面对这张“腐败生态网”，绥化新一届市委出台了一个对已经查出的腐败实行“抓大放小”、“宽严相济”、“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政策”，你看这种反腐措施能解决得了这张“腐败生态网”的问题吗？
邵道生：我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措施：这是一个与《刑法》对着干的“政策”。我们的刑法是从来没有“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这样的规定的，然而新一届绥化市委有什么权敢作出与刑法相悖的规定来？
这是一个与中央的精神对着干的“政策”。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腐败5万元，已经算是不小的腐败分子了，发现了，怎么又不查处呢？怎么又姑息了呢？
这是一个完全忽视腐败发生规律的“政策”。大腐败是怎么产生的？是由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的，若5万元以下不需要查处，那么，谁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不断进行“小腐败”，如此这般，腐败风气怎能刹得住？
马德案回放马德案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据悉，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马德又是卖工程，又是卖官，从1995年至2002年的4月，他收受贿赂502万元，美金2.5万元；收受礼金1373万元，美元29.4万元、港币12.7万元、各类物品价值240余万元，共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成为每天“收入”上万元的市委书记。
马德案之后官员成“风险职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7月13日，黑龙江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促进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并承诺“坚决拒收财物，坚决抵制跑官要官”。
随着黑龙江省委要求“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绥化市所属10个县市正忙于布置工作、汇总情况，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新一届”
-新一届绥化市委、新一届绥棱县委、新一届明水县委、新一届青冈县委。
绥化市新任市委书记胡世英一上任就来到组织部，要求进行“用制度管人”的探索。胡世英说：“原来的缺陷一是不公开不透明，第二是不规范不健全，第三是监督乏力”。
由于马德案涉案干部较多，绥化市所属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很多牵涉其中，纪检监察部门感到了压力，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瘫痪，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因而，绥化干部中流传着“马德在台上时，让谁上，谁上；马德被查办后，让谁下，谁下”的说法。
今年，绥化市纪检委工作报告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
据透露，对行贿者的处理上，先是追问赃款来源，绥棱县委书记李刚交代下属向其“买官”，进而牵涉一批绥棱县科、处级干部；肇东市一位领导交代自己家里“开饭店”，算是进行了“合理解释”而未受深究。
而且，因为行贿者众多，有关部门“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
随着查办马德掀起的廉政风暴，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官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个中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风险太大”、“太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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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德案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
8月底，又有消息传出说，新一届绥化市委对已经查出的腐败实行“抓大放小”、“宽严相济”、“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政策。此事一经曝光，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9月16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将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问题。在此之际，本报专访了国内反腐专家邵道生，希望通过对马德卖官案的剖析与反思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中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提供一定的借鉴。卖官横行“腐败生态网”“功”不可没记者：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原市长王慎义受贿案，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部”，而且还涉及到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和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此外2003年到2004年黑龙江涉及腐败案的高官（如田凤山）也大都与绥化有关。你研究腐败多年，这个“马德案”中最能引起您注意的是什么？
邵道生：“马德案”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官场中的“腐败生态链”。
在绥化，这条“官场的腐败生态链”不仅又黑又粗又结实，而且分支结网，不仅将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都捆绑进去，还将比他大得多的省级高官也“覆罩”进它的“腐败生态链”之中，因此，这条“腐败生态链”也可以说是张“腐败生态网”。在绥化官场，凡是想“生存”得好一点、“发展”得好一点，就必须进入这条“腐败生态链”之中，竞相去做“链中人”、“网中官”，否则就会被官场所淘汰。
绥化官场的卖官买官为什么会盛行、猖獗？这条“腐败生态链”、这张“腐败生态网”是“功不可没”的。
记者：为什么在绥化，会出现“腐败生态链”、市委大院居然成了乌纱帽的“批发部”这样的现象？
邵道生：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与绥化处于不发达地区有关，国家、省的投资少、工程上马少，开发项目少，腐败官员在这方面捞不到油水，于是就想起了“要想富，就动干部”这一招，买官卖官就成为主要腐败形式；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马德前任赵洪彦也是腐败分子，此外，像田凤山、王慎义（原绥化市长）在绥化也权倾一时，所以这条“腐败生态链”是几任贪官的“杰作”。
“软权力”与“硬制度”之间的博弈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有很多制度吗？仅十五大到去年11月初，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就达2000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了120多项，为什么还不能割断这张“腐败生态网”呢？
邵道生：问得好啊！“制度”多，固然是好事，但是，“制度”是“死”的，也是纸面上、文件性的；而“权力”看起来虽很“软”，却是“威力无穷”。若“制度”与“权力”相斗，在权力失控的背景下，“制度”往往是被打得落荒而逃。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第一把手”的权力更是厉害得很哪！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就说过：“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胡长清则将自己形容为“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在绥化，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都掌握在市委书记马德一人手中，谁敢不听？正是这些权力绝对化了的人，打造了官场中的“腐败生态网”。怎么治理像绥化的这种卖官买官现象，关键还是处理好“一把手”的问题。
“5万元以下不追究”是个糟糕的措施
记者：面对这张“腐败生态网”，绥化新一届市委出台了一个对已经查出的腐败实行“抓大放小”、“宽严相济”、“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政策”，你看这种反腐措施能解决得了这张“腐败生态网”的问题吗？
邵道生：我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措施：这是一个与《刑法》对着干的“政策”。我们的刑法是从来没有“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这样的规定的，然而新一届绥化市委有什么权敢作出与刑法相悖的规定来？
这是一个与中央的精神对着干的“政策”。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腐败5万元，已经算是不小的腐败分子了，发现了，怎么又不查处呢？怎么又姑息了呢？
这是一个完全忽视腐败发生规律的“政策”。大腐败是怎么产生的？是由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的，若5万元以下不需要查处，那么，谁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不断进行“小腐败”，如此这般，腐败风气怎能刹得住？
马德案回放马德案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据悉，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马德又是卖工程，又是卖官，从1995年至2002年的4月，他收受贿赂502万元，美金2.5万元；收受礼金1373万元，美元29.4万元、港币12.7万元、各类物品价值240余万元，共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成为每天“收入”上万元的市委书记。
马德案之后官员成“风险职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7月13日，黑龙江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促进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并承诺“坚决拒收财物，坚决抵制跑官要官”。
随着黑龙江省委要求“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绥化市所属10个县市正忙于布置工作、汇总情况，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新一届”
-新一届绥化市委、新一届绥棱县委、新一届明水县委、新一届青冈县委。
绥化市新任市委书记胡世英一上任就来到组织部，要求进行“用制度管人”的探索。胡世英说：“原来的缺陷一是不公开不透明，第二是不规范不健全，第三是监督乏力”。
由于马德案涉案干部较多，绥化市所属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很多牵涉其中，纪检监察部门感到了压力，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瘫痪，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因而，绥化干部中流传着“马德在台上时，让谁上，谁上；马德被查办后，让谁下，谁下”的说法。
今年，绥化市纪检委工作报告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
据透露，对行贿者的处理上，先是追问赃款来源，绥棱县委书记李刚交代下属向其“买官”，进而牵涉一批绥棱县科、处级干部；肇东市一位领导交代自己家里“开饭店”，算是进行了“合理解释”而未受深究。
而且，因为行贿者众多，有关部门“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
随着查办马德掀起的廉政风暴，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官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个中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风险太大”、“太可怕”。
《反腐专家：绥化马德案暴露官场“腐败生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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