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北京市近年重大贪污贿赂案一览
董事长，“牢牢地掌握着宣武区房地产开发的大权”。落网前，他还作为提名候选人参加了副区长一职的竞选。头顶串串灿烂光环的赵宏在区委、区政府各部门都有熟人，认识他的人没人否认“他正处于上升的势头”。但在2000年7月，也就是他当上外经贸委主任不久，一封举报信飞到了宣武区有关领导的案头：赵宏在任天桥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期间存在经济问题。不久，另一封举报信飞到区反贪局：赵宏的老部下、天桥文化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民涉嫌经济犯罪。
莫非是一起窝案？接手此事的反贪局侦查员隐约觉得此案“极有可能是一起由团伙操纵的大案”。几经查找，终于发现了问题线索。
2000年10月9日，宣武区反贪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出现在赵宏面前：“你被捕了！”
对这个曾经年轻有为的人从高官沦为阶下囚，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笑英十分惋惜。她在接受《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采访时说：“赵宏本应大有作为，但是，他在从公务员转换为国企经营者的过程中蜕变了。”
赵宏竞选副区长失败后，“弃政从商”，担任了北京市天桥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带着竞选失败的心理阴影从商，赵宏的兴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98年1月，在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银行售房的过程中，提出了“中介费”问题；1999年11月，在向湖南烟草公司售房时，再次涉及中介费，这两次他以中介费的名义合计拿走28.5万元。1999年10月，他又伙同他人挪用其他单位暂存在他任职的公司的200万元进行营利。
“不少贪官有‘弃政从商’的背景，有了自主权之后就开始捞钱。”张笑英说。“随着机构精简和政体改革，不少公务员转为国企管理者，他们的演变应该引起重视。”她强调。
陈洪喜贪污2200万和冀党生侵吞2600万的特大案件都证实，张笑英的话绝非危言耸听。
冀党生曾是北京市计委副主任，这个有着研究生学历的人，在“弃政从商”不久，就开始经营以公化私的“事业”。
在国家机关工作了近20年的陈洪喜是原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企业财务处处长，后来出任中国物质公司财务总监和财务总稽查。因为挪用30万元公款为自己购买住房，陈洪喜进入了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员的视线。一查，竟发现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陈洪喜夫妇名下分别有两家公司。深入查下去，触目惊心的事实令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慨叹不已：1993年，任机械电子工业部财务处副处长的陈洪喜借管理账外资金之机，在丰台一家银行开设了账户。3个月后，机械和电子分家。为了继续控制和使用这个账户，他把本应上缴的财务章、法人名章等悄悄留了下来。几年后，机械部改组为机械工业委员会。利用机械部最终结算的时机，他把大量清算回收的资金转到了这个账户内。至此，关于这个账户的事情成了只有他知道的秘密，但他知道这笔钱依旧姓“公”。
1998年6月，国家机关再次作出重大调整，机械委改为机械局。这次，他主动提出调动工作。在离开前，领导要求他以书面形式交接工作，他说“没什么好交代的”，背地里把2200万公款转移，全部购买了国债。
2002年11月，陈洪喜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桩大案被中纪委作为借国家机关转轨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的警示案例。
在国企“一把手”贪官频繁撞入法网的情况下，反贪局对有关案件的研究发现，“机构改革中新旧机构间的财物交接以及企业改制中股权变更是当前犯罪分子钻改革空子作案的主要环节”。王双进告诉记者：“在机构改革过程中，由于一些机构撤销合并、领导更换、人员分流，出现人心不稳、工作交接不细、缺乏监督检查的现象。”这些都是犯罪的隐患。
“窗口”公司，高官成了失败商人
2002年12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对京澳公司原总经理蔡季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意味着，蔡季良成了北京市有史以来第二个被判处死刑的正局级高级官员。
面对这样的结果，参与侦破此案的侦查员金志航说：“蔡季良受贿近90万元，却给国家造成1.8亿元损失，这么大的反差让我很痛心。同时，我也为他本人从高级官员到死囚的人生惋惜。”
2001年1月4日，是新的一年第一个工作日。这天，“从纪委接一个正局级干部涉嫌经济犯罪案”的材料送达北京市反贪局。第二天一大早，侦查二处侦查员金志航等人冒着一场罕见的大雪，赶到了市纪委，从这里接下了蔡季良涉嫌受贿一案的29本卷宗。1月10日，代号为“1·10”的专案组成立，金志航是成员之一。
渐渐地，金志航对蔡季良辉煌的过去有所了解：他于1959年参加工作，拥有一张在同龄人当中颇为耀眼的大学文凭。作为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他曾是十三陵水库技术革新主要成员，长期担任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在被派往澳门担任京澳公司总经理之前担任市水利局常务副局长的职务。对北京市水利工作的贡献，可圈可点。
人们常常用“窗口公司”来形容政府开在境外的公司。带有“窗口”公司性质的京澳公司的背景非同寻常：早在澳门回归之前，北京市有关方面就和澳门现任特首何厚铧之父何贤关系非常友好。为促进北京与澳门的经济文化交流，上世纪80年代初，市政府决定在澳门设立一家公司。1981年4月，京澳公司在澳门隆重成立。为了表示支持，何贤等澳门商界名流都在京澳公司参股。公司被扶植起来后，他们悄然隐退，“京澳”成了由北京市政府完全控股的公司。因为不凡的身世和成功的运作，“京澳”蒸蒸日上，不仅各项业务生意红火，多年来也在亚运会等公益活动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并为澳门回归做了大量工作。十几年间，京澳大厦巍然矗立在澳门特区中央，“京澳”作为北京市政府开在澳门的一面窗口，声名赫赫。
1993年底至1994年初，东南亚经济萎缩，京澳公司也受到冲击，面临亏损。正在这时，“京澳”雪上加霜，遭遇了一伙来自马来西亚等国的国际骗子，两三千万港币付诸东流！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决定水利局常务副局长蔡季良出任京澳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京澳公司
在案卷材料中，金志航看到了澳门外资银行发给北京市政府的几份书面函件，称京澳公司拖欠银行巨额贷款，在多次催发还款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拒不还款。
函件引起极大震动，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当即批示对京澳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截止到1999年6月，客户欠京澳公司的款已达1.93亿港币！
当初，蔡季良抱着再创辉煌的心态走马上任，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结果？
开展深入调查前，金志航他们这些反贪高手遇到了难题：蔡季良患严重乙型肝炎，正处于传染期，随时有生命危险！
在地坛医院见到蔡季良时，金志航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脸色灰黄的蔡季良蜷缩在病床上，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问到有关问题，他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说那是市领导的决策和自己无关。首次交锋的收获不大。几天后，春节到了。除夕那天，一位侦查员拿着从家里带来的饺子走进了病房。热气腾腾的饺子下肚后，蔡季良顿时泪流满面：“没想到，监护治疗期间，我还能得到平等待遇。”望着他满头华发，金志航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双方间生硬的关系一下子缓和了。然而，蔡季良对待案件的态度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决定绕开“口供”，直接查找行贿人。
经过艰难查证，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信用证”三个字上。
信用证是银行出具的一种保证本国进口商有支付能力的书面承诺付款文件。目前，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国际贸易采用了信用证支付方式，其中，相当一部分信用证业务起到了间接融资的作用。京澳公司拥有信用证使用资格，既是银行对一个企业信誉度认可的表示，也是企业实力的象征。
蔡季良到任后，盲目扩大信用证使用额度和范围，从接手时的1家银行授信额度的0.9亿港元发展到几家银行的2.6亿港币。接着，他中止了京澳公司原有的全部客户关系，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客户群— 《新闻调查：北京市近年重大贪污贿赂案一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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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是一起窝案？接手此事的反贪局侦查员隐约觉得此案“极有可能是一起由团伙操纵的大案”。几经查找，终于发现了问题线索。
2000年10月9日，宣武区反贪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出现在赵宏面前：“你被捕了！”
对这个曾经年轻有为的人从高官沦为阶下囚，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笑英十分惋惜。她在接受《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采访时说：“赵宏本应大有作为，但是，他在从公务员转换为国企经营者的过程中蜕变了。”
赵宏竞选副区长失败后，“弃政从商”，担任了北京市天桥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带着竞选失败的心理阴影从商，赵宏的兴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98年1月，在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银行售房的过程中，提出了“中介费”问题；1999年11月，在向湖南烟草公司售房时，再次涉及中介费，这两次他以中介费的名义合计拿走28.5万元。1999年10月，他又伙同他人挪用其他单位暂存在他任职的公司的200万元进行营利。
“不少贪官有‘弃政从商’的背景，有了自主权之后就开始捞钱。”张笑英说。“随着机构精简和政体改革，不少公务员转为国企管理者，他们的演变应该引起重视。”她强调。
陈洪喜贪污2200万和冀党生侵吞2600万的特大案件都证实，张笑英的话绝非危言耸听。
冀党生曾是北京市计委副主任，这个有着研究生学历的人，在“弃政从商”不久，就开始经营以公化私的“事业”。
在国家机关工作了近20年的陈洪喜是原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企业财务处处长，后来出任中国物质公司财务总监和财务总稽查。因为挪用30万元公款为自己购买住房，陈洪喜进入了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员的视线。一查，竟发现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陈洪喜夫妇名下分别有两家公司。深入查下去，触目惊心的事实令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慨叹不已：1993年，任机械电子工业部财务处副处长的陈洪喜借管理账外资金之机，在丰台一家银行开设了账户。3个月后，机械和电子分家。为了继续控制和使用这个账户，他把本应上缴的财务章、法人名章等悄悄留了下来。几年后，机械部改组为机械工业委员会。利用机械部最终结算的时机，他把大量清算回收的资金转到了这个账户内。至此，关于这个账户的事情成了只有他知道的秘密，但他知道这笔钱依旧姓“公”。
1998年6月，国家机关再次作出重大调整，机械委改为机械局。这次，他主动提出调动工作。在离开前，领导要求他以书面形式交接工作，他说“没什么好交代的”，背地里把2200万公款转移，全部购买了国债。
2002年11月，陈洪喜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桩大案被中纪委作为借国家机关转轨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的警示案例。
在国企“一把手”贪官频繁撞入法网的情况下，反贪局对有关案件的研究发现，“机构改革中新旧机构间的财物交接以及企业改制中股权变更是当前犯罪分子钻改革空子作案的主要环节”。王双进告诉记者：“在机构改革过程中，由于一些机构撤销合并、领导更换、人员分流，出现人心不稳、工作交接不细、缺乏监督检查的现象。”这些都是犯罪的隐患。
“窗口”公司，高官成了失败商人
2002年12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对京澳公司原总经理蔡季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意味着，蔡季良成了北京市有史以来第二个被判处死刑的正局级高级官员。
面对这样的结果，参与侦破此案的侦查员金志航说：“蔡季良受贿近90万元，却给国家造成1.8亿元损失，这么大的反差让我很痛心。同时，我也为他本人从高级官员到死囚的人生惋惜。”
2001年1月4日，是新的一年第一个工作日。这天，“从纪委接一个正局级干部涉嫌经济犯罪案”的材料送达北京市反贪局。第二天一大早，侦查二处侦查员金志航等人冒着一场罕见的大雪，赶到了市纪委，从这里接下了蔡季良涉嫌受贿一案的29本卷宗。1月10日，代号为“1·10”的专案组成立，金志航是成员之一。
渐渐地，金志航对蔡季良辉煌的过去有所了解：他于1959年参加工作，拥有一张在同龄人当中颇为耀眼的大学文凭。作为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他曾是十三陵水库技术革新主要成员，长期担任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在被派往澳门担任京澳公司总经理之前担任市水利局常务副局长的职务。对北京市水利工作的贡献，可圈可点。
人们常常用“窗口公司”来形容政府开在境外的公司。带有“窗口”公司性质的京澳公司的背景非同寻常：早在澳门回归之前，北京市有关方面就和澳门现任特首何厚铧之父何贤关系非常友好。为促进北京与澳门的经济文化交流，上世纪80年代初，市政府决定在澳门设立一家公司。1981年4月，京澳公司在澳门隆重成立。为了表示支持，何贤等澳门商界名流都在京澳公司参股。公司被扶植起来后，他们悄然隐退，“京澳”成了由北京市政府完全控股的公司。因为不凡的身世和成功的运作，“京澳”蒸蒸日上，不仅各项业务生意红火，多年来也在亚运会等公益活动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并为澳门回归做了大量工作。十几年间，京澳大厦巍然矗立在澳门特区中央，“京澳”作为北京市政府开在澳门的一面窗口，声名赫赫。
1993年底至1994年初，东南亚经济萎缩，京澳公司也受到冲击，面临亏损。正在这时，“京澳”雪上加霜，遭遇了一伙来自马来西亚等国的国际骗子，两三千万港币付诸东流！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决定水利局常务副局长蔡季良出任京澳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京澳公司
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自1994年8月上任后，由蔡季良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
在案卷材料中，金志航看到了澳门外资银行发给北京市政府的几份书面函件，称京澳公司拖欠银行巨额贷款，在多次催发还款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拒不还款。
函件引起极大震动，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当即批示对京澳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截止到1999年6月，客户欠京澳公司的款已达1.93亿港币！
当初，蔡季良抱着再创辉煌的心态走马上任，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结果？
开展深入调查前，金志航他们这些反贪高手遇到了难题：蔡季良患严重乙型肝炎，正处于传染期，随时有生命危险！
在地坛医院见到蔡季良时，金志航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脸色灰黄的蔡季良蜷缩在病床上，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问到有关问题，他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说那是市领导的决策和自己无关。首次交锋的收获不大。几天后，春节到了。除夕那天，一位侦查员拿着从家里带来的饺子走进了病房。热气腾腾的饺子下肚后，蔡季良顿时泪流满面：“没想到，监护治疗期间，我还能得到平等待遇。”望着他满头华发，金志航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双方间生硬的关系一下子缓和了。然而，蔡季良对待案件的态度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决定绕开“口供”，直接查找行贿人。
经过艰难查证，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信用证”三个字上。
信用证是银行出具的一种保证本国进口商有支付能力的书面承诺付款文件。目前，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国际贸易采用了信用证支付方式，其中，相当一部分信用证业务起到了间接融资的作用。京澳公司拥有信用证使用资格，既是银行对一个企业信誉度认可的表示，也是企业实力的象征。
蔡季良到任后，盲目扩大信用证使用额度和范围，从接手时的1家银行授信额度的0.9亿港元发展到几家银行的2.6亿港币。接着，他中止了京澳公司原有的全部客户关系，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客户群— 《新闻调查：北京市近年重大贪污贿赂案一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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