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体会二

展的国家转型期的司法要求。六中全会的建议涉及审判工作的明文只有第九方面的第32条和第十方面的第40条，但通观全文，全都与法院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主要体现为：①平安社会的构建，要求刑事审判工作要继续贯彻依法严打各类刑事犯罪，保卫国家主权，保护国家和公民个人、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人身、生命财产安全权益，依法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个人人权。使社会生产安全，生活安宁有序。②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我们创新司法手段，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大民商事审判调解和执行中和解工作的力度，纠正失范，示范规则，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③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以科学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公正的良性互动，要求刑事审判和民商事审判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审判理念和审判方式，支持金融、财税、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推进城市化进程，妥善处理“三农”案件，土地承包、租赁权案件，资源纠纷案件，以司法手段推进新农村建设。④法治政府的建立，要求行政审判支持和监督政府依法透明行政，加快政府的改革和职能转变。⑤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对我们的管理方式，队伍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只有在全面学习领会的基础上，才能在体制、机制、队伍素质和管理创新上做出有效的应对转变，才不会辜负党和国家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公正廉洁司法要求与期望。
4、要立足于依法治国、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社会构建的高度，构建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要建立在符合国情民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基础上，而不能东施效颦，盲目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做法。那么这一司法理念的内涵有哪些？个人认为应是党领导下的宪政宪治，民主人权，廉洁效率，司法公正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以及在其指导下建立的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可以概括为我党执政、人民主政、政府行政、民主参政、司法公正的五位一体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对民主法制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了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上，这是对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内在规律的高度准确把握，反映了党的与时俱进和英明伟大。因为法的本质是治官治权而不是治山治水治电治民，故依法限制全能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前提，政府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行政方式。因此，现代司法理念是以法治权、治官，明晰公平竞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则，明确市场经济的各类主体，依法打击犯罪保平安，制止制裁违规维秩序，把社会各种力量纳入有序；是依法支持监督依法行政，而不是使司法沦为工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说：建立市场经济，或法治社会，本身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矛盾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找到化解矛盾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要求，以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让各种利益群体公开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党和政府、司法机关处于超然的裁判地位，使矛盾在立足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依序、理性得到化解。这就需要防止政府部门有自己的利益从而成为某种利益的代表，使党和政府直至司法机关陷于利益的纠纷中。理解了这一点，党领导下的宪政体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审判，公正裁判司法的司法理念就成了常识而不是难懂的理论了。
5、要正确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
第一，从司法角度讲，所谓“效果”是指法律功能的实现。正如我们讲审判效率指的是正效率一样，所谓效果通常也是指的正面效果。任何法律都具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双重功能，人民法院一方面通过公正司法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使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得以实现，也就是使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通过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则是审判工作社会效果的体现。一般来说，当社会关系比较稳定、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趋于一致时，法律所具有的双重功能处于高度重合的关系，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容易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如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姑且不论当时法制如何不健全，“文革”中又被砸烂，但因当时的政治，社会价值被强行统一，你怎么判，都不会出现两个效果的矛盾。相反，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新旧并存”的特点，社会关系极不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就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有的案件，从认定事实到适用法律并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社会认可程度不高，有关方面意见较大。因此，要跳出法院来思考法院，跳出案件研究案件，自觉从整体上全面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第二、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并不违背法治原则。法治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而所谓公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解释，就是不偏不倚，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所谓“中庸”通俗讲就是“去其两头取其中”。对民事纠纷的调处，非得分清是非责任是调解不了的，只有促成妥协，才能和稀泥，达成利益上各自能接受的一致，当然要当事人自愿，注意方法，不能强迫、强制。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工作，在公民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这是最高意义上的“中庸之道”，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体现法治精神。这也是法院庭前调解，诉讼调解、执行和解的思维理论基础。?
第三、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来看，法律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自从法律产生以来就已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在西方法律史上，曾出现过“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概念法学”与“现实法学”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争。前者强调法律效果，认为法官的职责是“执法”而不是“造法”，法律适用就是运用三段论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其目的是要限制法官的司法权，防止法官借口维护公共秩序而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是强调社会效果，认为法官的职责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因此法律适用中应当把案件事实、法律规定、公共政策与社会正义理念结合起来，通过能动司法，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平衡，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衡量法律效果的标准是一个逻辑标准，具体是看法官作出的判决事实是否清楚，选用的法律是否正确，法律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则。而衡量社会效果的标准则是一个功利性的标准，主要是看法院判决作出后，当事双方的矛盾是否有效地得以消解，是否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法律秩序的裂痕是否恢复到正常状态，社会各方面是否认可法院的生效裁判。（2）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严格法条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法官如何运用好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关键。换言之，严格法条主义根植于大陆法系的司法传统，为防止法官素质不高、自由裁量度太大，法律要严密。法官判案适用法律就如同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东西，把案子当硬币投入法条的售货机中，掉下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判决。自由裁量主义是英美法系的典型思维、寄望于法官的内心自省、法官的责任，学识智慧和法官的正直。假设好法官、资深法官判出好案子。在国民综合素质较高，法治氛围浓厚，司法权威较高的地方、两者的冲突不大，尽管一个案子判下来社会效果不好，但大家议论一阵子就过去了，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刑事宣告无罪，民事又判赔2500万美元。这样的案子在其他国家是绝对不敢这样判的。在法治传统不深的地方，二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处理不好会直接否定法律权威，产生反社会、反法治的社会效果，故本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对民事司法审判是必要的。?第四、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和一个加强。 “五个转变”：一是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法官要善于实现从“职业人”向“理性人”转变。法院判决的对象不是法官自己，而是不精通法律的老百姓。判决只有被普通公众所接受，才能获得正当性。这就要求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能仅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要以一个理智正常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判断问题，才能得出贴近百姓生活的判决结论，才能被当事人所接受。二是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要善于实现从“审判者”向“被审判者”的转变。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张明楷教授指出，当法官运用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的方法获得一个结论后，如果从普通人的角度不会感到吃惊，就说明该解释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法官不能老是站在审判者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经常作一些换位思考，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结论是否正当。三是要实现从“审理案件”到“解决纠纷”的转变。任何案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都是现实发生的利益纷争。对于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法官来说，审结一个案件并不难，但要有效消解当事双方的利益冲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却需要充分运用法官的智慧。法官面对一个案件时，不能把它仅仅看成一个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而要把它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纠纷；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当事人，还要看到每一个当事人的背后还站着无数个潜在的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冰冷的卷宗看到其后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从而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四是要实现从单纯的“法律思维”到“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相结合”的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纠纷都不是纯粹的法律纠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事件，如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就有不少属于经济体制转轨所形成的“结构性破产”，准确地说，是国家将体制转轨的代价转移给企业职工来承担。对这类案件，只有将法律与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妥善地予以解决。同时，社会转型期的法院也不仅仅是一个审判机关，法院除了具有运用审判手段解决案件的司法功能外，还肩负着社会管理的政治功能。因此，无论是从案件性质还是从法院功能的角度出发，都要求法官必须将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善于从“案件之中”来研究案件，而且还要善于从“案件之外”和“案件之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思考问题，决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司法。五是要实现从“重判轻调”到“调判结合”的转变。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对法院判决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基于这一严酷的现实，调解结案就是法院和法官的最佳选择。实践证明，诉讼调解在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所谓“一个加强”，就是要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著名法学家华伦滋曾经指出：“判决理由是区分司法擅断与司法民主的分水岭；如果判决可以不给理由，所谓权利保障和上诉审查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判决说理是程序“吸收不满”功能的必然要求，也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效应”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法官不在判决书中对当事双方的争议一一作出回应，那么，审判程序不仅不能吸收不满，反而会将不满集中到法官身上，使法官和法院成为诉讼双方攻击的对象。判决说理的实质在于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使当事人服从法律，养成守法的习惯。因此，判决说理的关键，就是要将法理与情理结合起来，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增强司法裁判的亲和力。正如古人所说：“法乎于情。”真正的法理和情理是相通的，否则法律就会寸步难行。但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非凡的洞察力。所以说，审判是一门艺术，判决说理是法官智慧的集中体现。在这方面，英国贵族法官丹宁勋爵写的《法律的训诫》和《法律的正当程序》，其中所引用的判词十分精彩，可以说是情理交融的典范。
综上所述，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民法院工作，建设和谐稳定、民主法制的公平正义社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与任务，当中刑事审判的核心是惩治犯罪，实现司法对人权的保护，严肃执法非常必要和重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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