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世界级农业科学家。

　　他培育的杂交水稻被称为"东方魔稻"，确保了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他选择了农校

　　1930年9月1日，一个风和日丽的初秋，在北平协和医院的产房里，一个新的生命呱呱坠地了。为了纪念次子降生于北平，袁兴烈先生按照袁氏家族“隆”字的排辈，为其取名隆平。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袁隆平的母亲华静是一位扬州姑娘，自幼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袁隆平少年时代兴趣广泛，喜欢音乐，爱好体育，尤其酷爱游泳。1949年夏天，袁隆平高中学业期满，当父亲问他将来的志向时，他回答得很干脆：“我惟一的选择就是成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于是，他决定到重庆相辉学院去学农，开明的父亲同意了儿子的选择。

　　毕业后，袁隆平提着简单的行李，奔向了安江农校。袁隆平是那里惟一来自大城市的教师。早在重庆读书期间，袁隆平便接触到了当时欧美著名的遗传学家孟德尔和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道它对良种繁殖发挥了重大作用。

　　坐落在湘西深山地带的安江农校，渐渐地将袁隆平熏陶出了一种庄稼味。他赤脚在稻田里插秧、薅草，以自己的肢体与土地交流，用自己的肢体揣度水田的深浅和红土壤的松粘。袁隆平逐渐认识到，在这个地球上，玉米种植面积数第一，水稻种植面积数第二。可以这样说，在日常生活中，人和水稻是须臾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稻米养育了人类。就是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袁隆平选择了水稻纯系选育和人工杂交试验的科研课题，试验场地就设在学校分给他的半亩自留地上。

　　从此。袁隆平踏上了一条崎岖的探索之路。

　　1960年春天，袁隆平在他那半亩试验田里，把稻种播下去，他认真地观察着每一株水稻的成长，一次偶然的发现，使得他眼前为之一亮———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俏丽而挺拔的株形，手掌般的稻穗，那样生动、那样鲜活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它是拥挤的生命中的一位巍然挺立的俊美少年！他发现了它，如同发现了一座金矿，真是快活极了！

　　想不到这个偶然的发现竟然影响了袁隆平的一生。

　　他将这“鹤立鸡群”的稻株结出的170粒稻种精心收集起来，次年，播种在瓦罐的培养土里，栽插在窗前的试验田里。然而，其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那株原本优势很明显的种苗，其后代的性状竟然发生了分离，居然没有一株赶上其前代。袁隆平凝视着变异的稻株，突然眼前一亮，灵感顿时涌上心头：那“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品种间的杂交优势现象，很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水稻杂交有优势，这是袁隆平从实践中得到的一个突破性的结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

　　就是这一株偶尔被发现的天然杂交稻，带给袁隆平灵感，带给他机遇，他的成功之路从这里开始。由此，袁隆平萌发了利用这种杂交优势提高水稻产量的设想。

　　不久，袁隆平设计的一整套培育人工杂交稻的方案诞生了。水稻不会说话，或者说人们听不懂水稻的语言，但是，水稻与袁隆平却可以无声地交流。每当微风拂过，所有的水稻便相应相和，翩翩起舞，在田间沙沙作响，他以为那正是天地宇宙中最和谐的交响乐曲。

　　伉俪偕行

　　袁隆平说，他生平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与他偕行，带给他慰藉和激励，使他可以从世俗的黑暗中穿越过去，从而达到成功和幸福的终点。

　　她叫邓哲，是袁隆平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也是他事业最坚强的后盾。

　　每当袁隆平大汗淋漓，湿着身子从稻田回来，邓哲早已替他烧热了一壶水，倒进木盆里，要他洗个温水澡。他感到，不管全身多么累，搞科学实验搞得多么艰难，在妻子的温情里，一切都冰消雪融了！

　　邓哲与袁隆平珠联璧合。婚后不久，邓哲便于袁隆平一起探讨关于水稻杂交优势的途径。

　　从1964年的六七月间到1965年的六七月间，袁隆平与爱妻邓哲在安江农校四周的稻田里寻觅，大海捞针，先后共看勘查了14万余株正在扬花的稻穗，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他们采取了第一代雄性不育植株的种子。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袁隆平将上述观点整理成第一篇论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于1966年2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讯》上发表了。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内容新颖，见解独特。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历经磨难

　　正当袁隆平全身心地投入到杂交水稻研究中时，“文革”开始了，他也曾遭受诬陷，奇怪的是，造反派和工作组迟迟没有把他揪进“牛棚”。可以说，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是袁隆平生平遇上的第一位伯乐，赵石英以国家科委的名义所发出的那封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的公函，当说是对袁隆平具有决定意义的宝贵函件。

　　1967年初，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他们时常派人来帮助袁隆平解决一些实际难题。

　　袁隆平与他的助手们从1968开始，利用海南岛冬春季节有利的气候条件，每年到三亚南红农场进行杂交稻的育种和制种，以加快世代繁殖效应。

　　居住在海南那一望无垠的荒野里，天气炎热，夜晚成群结队的蚊虫，咬得他浑身青肿。为了防止蚊虫叮咬，他有时竟要用盖稻秧的薄膜把全身裹严；可是透不过气，闷如蒸笼，一夜之间就会捂出一身热疮。

　　在海南岛南繁的岁月，是袁隆平最为自由自在的岁月。袁隆平每年在海南生活4个月，又都在冬季，这样算来，他在海南过了将近20个除夕之夜。

　　寻找“野败”

　　就在1970年11月3日的上午，袁隆平的两位助手冯克珊与李必湖一同来到一座铁路大桥旁的一块沼泽地，李必湖突然眼睛一亮，他发现了一株长得很异常的野生稻。它分蘖成三个稻穗，只见这三个正在扬花的稻穗，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泽浅黄，不开裂散粉，当李必湖断定这是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株后，二人怀着欣喜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将这株比金子更贵重的野生雄性不育稻株连根带泥挖出来，用衣服包住，带到试验田里，同广矮3484栽植在一起。同时，李必湖给正在北京作理论探讨的袁老师发出去了一封报喜的电报。袁隆平当即为这棵野生不育株命名为“野败”，其含义就是野生的雄性败育稻。

　　“野败”的发现，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事业打开了突破口，这株“野败”，为杂交水稻科研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也是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在杂交水稻的探索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决定组织全国性的协作攻关。袁隆平慷慨地把辛勤培育了近一年的“野败”材料———已表现出非常优越的雄性不育保持功能的杂交F1，分送给我国有关单位，大家广泛协作，共同进行实验研究。

　　为了尽快开拓一条杂交水稻的高产之路，1973年初春季节，袁隆平亲自在海南岛南红基地配置了10公斤杂交水稻种。回长沙后，分给他的助手们试种。

　　科学的春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3月，袁隆平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堂。在这次大会上，袁隆平真正读懂了“知识分子”的意义，读懂了“科学家”的含义，读懂了人生的价值。他想，人生犹如一本书，他参加的这次科学大会则是他生命中最壮美的一页。

　　由于袁隆平科学成果的广泛传播，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杂交制种技术已从科技人员的手里转移到了寻常百姓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自1976年至1988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湖南省有位农民说：“我们解决吃饭问题靠‘两平’，一靠邓小平(生产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水稻)。”

　　在国外，人们则把袁隆平研制的杂交水稻称为“东方魔稻”。

　　不久，袁隆平正式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亲自找到他谈话，说：“组织上考虑到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考虑到你对国家和人民的重大贡献，经研究，想让你担任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袁隆平不假思索地回答组织部的这位领导：“我这个人不适宜当官，在我看来，当官有很大的局限性。别的不说，在搞科研攻关这一点上，它就没有我现在自由、自在、自如、自得。倘若当上官，整天文山会海，哪里还有搞科研的自由。”

　　自1979年以来，按照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安排，袁隆平不断出访世界各国，帮助不同肤色的民族培育水稻。他多次赴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指导当地科学技术人员培育杂交水稻；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登台讲学，传授技术，培训农业技术专家。

　　1982年的初秋季节，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水稻界的又一次盛会在这里举行。会议开始后，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将袁隆平引向主席台。不久，投影机在字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头像下方，显示出一行特大号的黑体英文字：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报告大厅里立刻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一次，袁隆平身着中山装，在旧金山唐人街与当地《华侨日报》一记者相遇。开头，记者认为他是来美国学习先进技术的，当得知袁隆平是来美国传授杂交稻制种技术时，记者大为惊讶，立即跟踪采访，并邀请袁隆平到旧金山华侨商会座谈。

　　隆平高科出世

　　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是一位具有平民意识的科学家，他以全部的心血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和实践。但他并不鄙视金钱，他想拥有一笔财富，但他绝不以拥有财富为目的，只不过是希望经济搭台，科研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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