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第六框 活动课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

16世纪40年代，海盗活动猖獗，朱纨在浙闽沿海厉行海禁，铲平殖民据点，葡萄牙人在彼立足不住，纷纷窜至广东香山的浪白澳。由于浪白澳偏处一隅，海面又风浪险恶，无法开展贸易和海盗活动。他们就极力钻营，企图长期占据条件优越的澳门。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商人借口“舟触风涛缝裂”，要求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物，并进而要求长期留居澳门。据当时葡萄牙舰队司令苏萨于1556年1月15日写给葡萄牙路易斯亲王的信称，他在1552年来到广州之后，会见了海道副使汪柏，表示愿意缴纳商税（实际进贡于汪个人），并请求允许开港贸易。为了取得汪柏的信任，他还通过中国商人周鸾从中斡旋，诡称并非佛郎机国人，“狂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为利所诱，最终答应了他们通商的要求。但汪柏当时只是允准澳门为葡人商船泊口，按向例抽税20％，并未准许葡人视澳门为居留地，更未获朝廷批准。1572年，葡人在商船被抽税之际，向海道副使送上每年私授的贿赂500两之时，因有其它中国官员在场，葡萄牙翻译随机应变，称此500两为地租银。海道副使也顺水推舟，将这笔“地租银”送交国库，从此，贿赂变成了地租，每年由居澳葡人向中国人交纳“地租银”500两，不久又另加“火耗银”15两，合计515两，从明代1572年始，一直交到清代1849年。葡人向中国政府每年交纳地租，表明葡人仍然承认濠镜澳是中国的领土。而中国官方接受葡人所交地租，并将其载入万历年间刊行的《广东赋役全书》，则表明中国官方已正式允许葡人在濠镜澳租地居留。

葡人获准在澳门居留之后，大兴土木，建造房屋。不仅如此，葡萄牙还擅自在澳门单独设置官吏，不断地进行移民活动，大量葡人纷纷来澳，造成筑室千区，夷众万人的局面。更有甚者，葡萄牙殖民者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岛上修筑炮台、城堡，偷贩鸦片、香药宝货、隐匿倭贼。对于驻澳门的明政府官员，如果稍有不从，竟然会遭到被枪杀的后果。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里通外国的奸商、势豪和官员，澳门遂成为罪恶的渊薮。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番禺举人卢廷龙进京，请求逐澳门诸番出居浪白外海，还我濠镜故地。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明政府对澳门问题重视起来，但是在如何对待葡人的问题上，明廷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一部分人激于义愤，主张以武力驱逐葡萄牙人出澳门，并曾经“纵火焚其民，以散其党”。特别是抗倭名将俞大猷，决心要“与之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他认为驱逐葡人并非不可能。另一部分人则主张迁移贸易地点，软硬兼施，迫使葡人离澳：一方面“将巡视海道副使移驻香山，弹压近地”，武力压迫葡人，另一方面则“明谕以朝廷威德，厚加赏犒，使之撤屋而随泊往来”。规定“自后番船入境，仍泊往年旧澳（指浪白澳），照常贸易，无失其关市岁利”。

由于明政府中主张纵容姑息政策的人最终占了上风，驱逐葡人的意见最终没被采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澳门问题牵涉到了一些当权者的利益。因为澳门的商税既可以解决广东官员的薪俸和军饷开支，各级官员又可以获得大量的贿赂。他们对待葡人的态度往往是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因而，这部分人主张仍旧允许葡人留居澳门，但要加强防范和管理，一方面“于澳门狭处，用石填塞，杜番船潜行，以固香山门户”；另一方面“将澳以上，雍麦以下，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添设府佐官一员，驻扎其间，委以重权，时加议察，使华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盘之后，验执官票者，听其交易，而取平焉”。1614年，明廷正式允许葡人留取澳门，但对其申明约束，并驻军监视。

3)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

应该指出，尽管葡萄牙人取得了在澳门的居留贸易权，但澳门在鸦片战争以前从未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权之外，无论是行政、司法还是税收等方面，明清两代政府都对澳门实行着有效的管理。

在行政方面，明政府除继续设置守澳官以外，还在澳门驻有香山县差官和提调、备倭、巡辑等官员，并指派海防同知和市舶提举司对驻澳葡人进行约束。当发生重大事件时，两广总督等封疆大臣也能直接过问当地政务。到了清代，清政府以澳门民蕃日众，距离香山县城较远，特将香山县丞移驻前山寨，“改为分防澳门县丞，察理民蕃，以专责成。”乾隆八年（1743年），又设澳门同知于前山寨，将香山县丞移往澳门关闸以南的望厦村。乾隆十四年（1749年），澳门同知与香山知县议订善后事宜十二条，经葡使赞同、督抚核准后，用中，葡两种文字刻石于澳门议事亭内，以示永远信守。这项中国政府对澳门颁行的管治澳门的章程，一直执行了100年。

明、清政府在澳门行使司法权，是由香山县丞、知县、澳门同知、广州知府以至广东督抚等地方长官负责的。在司法实践中，中国政府参照了唐律中有关“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法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的原则，规定如果当地的葡人自相侵犯时，由他们自己的法官按照本国法律来审判，不服判决者，还可向设在印度果阿的葡萄牙高等法院上诉。如果涉及中国人，不论中国人作为原告或是被告，案件都由在澳门的中国官员审理；一旦发生蕃汉之间的凶杀案，前山寨的中国官员均得依律前往澳门验尸，并将一切物证呈送广州作最后判决。《澳门纪略》上有不少案例记载，表明中国政府坚持对澳门的司法权，是非常坚决的。

中国对澳门的财政权、关税权，主要体现在对居澳葡人征收对外贸易税钞。开始，明政府对船货实行十分抽二的“抽分”制度。后因“夷民”勾结中国奸商及前去抽分的知县，偷漏税严重，明政府加强了监督，并改“抽分”为“丈抽之例”，将“西洋船定为九等”，“按船大小以为额税”。自1571年殷正茂向澳葡商人按额征收舶税起，此种税钞征收即成为定制，明代由广东市舶司或香山县征收，清代则由总口旗员征收。根据记载，仅1830年4月到1831年3月的一年中，中方即从澳门征收税额69，183两。

为了加强对澳门的管理，明清两代政府除在澳门附近驻扎军队和进行官船巡视以外，还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在蚝镜与大陆陆上交通的咽喉—莲花茎的中央，修建了关闸，利用该处的地形，对葡人进行控制。关闸门定期开放，按居澳葡人人数限量供应酒米等生活必需品，并只许“官与之市”，不容“奸民私济”。这样做的目的，是明清政府迫使葡人居于“仰我濡沫”的地位，以便达到怀柔与驾驭的效果。平时可以“坐而困之”，使葡人难以久居；一旦葡人有不法行为，则关闭闸门，“扼其咽喉”，“不血刃而制其死命”。这种措施，实施了近三百年，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明、清两代政府在坚持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同时，根据澳葡的实际情况，沿袭唐、宋时对广州蕃坊的作法，对澳门实行特殊政策，给予了葡人一定的优惠条件。1580年，葡萄牙沦为西班牙的附庸。为对西班牙国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驻澳葡人私自在澳门建立了具自治政权性质的议事公局，擅自将澳门纳为葡萄牙城市并派驻澳总督。这种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自然为中国政府所不允。但中国政府除对澳门加强管理和控制以外，为了方便对澳门的治理，也给予了驻澳葡人部分自治权，保留了居澳葡人兵头、判事官、理事官大、小红棍等官；允许他们修建炮台，驻扎少量葡兵以维护治安；允许他们在蚝镜设立海关，向本国商船另行抽税，作为自治经费；在行使司法权时，也充分尊重葡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据此，由总督，议事长以及王家法官构成的澳葡自治体制，得以持续了二百余年。但这种“自治”，不过是沿袭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做法，且又是在中国管辖之下才存在的，它与中国对其拥有完全主权并不矛盾。

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后，令佛山同知、澳门同知、香山知县等，“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督同该夷目（指澳葡官员）搜查夷楼，有无囤积鸦片”。是年7月，林则徐亲自巡阅澳门，搜查华夷户口，并传见澳葡头目，申明禁令。林则徐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还奏请新任钦廉道易中孚暂驻澳门，查办中外贸易等事务。

由以上事实可知，直至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澳门充分地行使着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