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怀忠案看“雷声大，雨点也大”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我们党执政以来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

　　在阜阳群众眼里早就是恶极之人的王怀忠，被一审判处死刑，真可谓法当其刑，罪当其诛。

　　恶极之一，疯狂索贿。一些贪官在蜕变过程中，面对行贿之人送上门的钱财，还有些半推半就，王怀忠则不然。凡找他办事，要么不给钱不办事，要么边办事边索钱，甚或先索钱后办事。甚至当得知有关部门正在查处他的问题时，王怀忠都舍不得自己掏腰包去“摆平”，而是向某个民营企业主一次性索贿２００万元。更为可笑的是，“索（贿）迷心窍”的王怀忠，在大难临头之时，竟然还不忘从中“抽头”８０万元，而只将剩余的１２０万元交给他人用以打通“关节”，企图躲过“此劫”。

　　恶极之二，骗取政绩。１９９３年，王怀忠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三年后又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官一次。如此“快速进步”，既得力于其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高超艺术”，更得力于通过债台高筑、劳民伤财而成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王怀忠任亳州市委书记时，得知北京来人考察，就立即亲手导演了一出“好戏”——找来太和县某村最穷的一个村民，由村委会主任、村支书教会其一套“由贫致富”的说辞，并把“感谢现任市领导的帮助”作为说辞的重点。再令他搬到一间事先腾空的房屋里，把别人家的牛、羊、猪以及家具等借来，以便让人眼见为实。王怀忠在一次酒后对一个县委书记吐露真言：“能上”在“政绩”，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

　　恶极之三，带坏队伍。群众反映，有的腐败分子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王怀忠则是一只大硕鼠，并带出了一窝硕鼠。王怀忠在担任阜阳地市主要领导期间，以其邪气，助长歪风；以其腐败，蔓延腐败。在某些官僚主义者那里，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但在腐败分子王怀忠那里，竟然发展为要把官做大，必须把风气搞坏的混账逻辑。于是，实报者当众受辱，虚报者提拔重用。在王怀忠任上，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４００多亿元，而在涡阳县竟然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咄咄怪事。不正之风助长腐败案件，腐败案件掩护不正之风。由造假而跑官要官，继而买官卖官。王怀忠案发后，阜阳市先后有１０多名厅局级干部、１０多名县处级干部和相当一批科级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查处。

　　笔者以为，将恶极之人王怀忠开除党籍、判处死刑，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中央纪委的工作力度，充分证明了无论是一般领导干部还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凡是所犯罪当死，严刑必随之。

　　２００３年中国的反腐败形势，称得上“雷声大，雨点也大”。全年，公开披露的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件就有１３起。平均每月就有一例省部级高官腐败案件见诸报端，并以年底判处王怀忠死刑而画上句号。如此高的反面典型曝光率，如此大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和雷声，没有影响安定团结的稳定大局，没有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威信，没有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步伐，反而更坚定了广大群众的信仰、信任和信心，更振奋了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情、干劲和精神。据中央纪委连续８年进行的随机抽样、直接入户的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统计，２００３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达到了５１．９％。而最低的１９９６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只有３２．８％。

　　严肃认真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毫不手软地查处腐败高官案件，需要“雷声大”。惟其大雷声，才能给腐败分子以大的震慑，给企图腐败的人以强的震撼。雷声大，是为了警示，是为了教育，是为了挽救，也是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经得起改革和执政的考验，不犯或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王怀忠这样的恶极的腐败分子，不用大雷声，不使霹雳手段，不足以震慑腐败，平息民愤。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推进反腐败工作，需要“雨点也大”。惟其大雨点，才能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雨点大，是为了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是为了保持先进性，是为了提高战斗力，也是为了坚持“三个代表”，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成为带领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怀忠不但该杀，而且也必须杀。

　　判处王怀忠死刑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腐败的根本对立；再次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决定了我们战胜腐败的必然性；再次表明，我们党有决心也有力量严肃处理各种腐败分子，有资格践行“三个代表”，有能力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伴随“雷声大，雨点也大”的２００３年，“只打老鼠，不打老虎”的街谈巷议，在“大雨”中渐消渐失，在“雷声”中渐行渐远。 《从王怀忠案看“雷声大，雨点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