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能选择的制度安排

sp;            外商为何从广东迁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廉洁，政府“价格”低 ，是会大大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费用的。但是，经济学也讲约束条件，各地交易主体不同，各地政府对廉洁的选择就有差异。广东的约束就与浙江不同。     由于市场的空间成本，港澳台这种交易主体的投资，最初大都选择了这里。广东政府主要是依靠这种交易主体来发育市场的。     由于这类交易主体来自经济远较中国发达的地区，对主导经济的政府的价格高低，没有浙江的交易主体那么敏感，再说改革开放初期，即使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官吏的索贿贪污，在港澳台这种交易主体看来也是毛毛雨，也相对便宜，不是多大的成本，所以依然有较快的市场发育，人和人繁衍出越来越多的相互需求关系。     但从2002年开始的，许多日本以及港台企业从珠三角迁徙到长三角的情况可以看出，广东对降低政府价格的激励没有浙江来得大。日本产经新闻对此所作的一个详细调查表明，这种迁徙除了劳动等要素的价格原因外，抱怨广东“桌子下面的费用越来越高”，是其有新的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这类交易主体毕竟是有剩余索取权的企业，行贿毕竟有个局限，没有剩余的交易不做，因此，这个地方的人和人相互需求的市场关系依然在扩展，经济还在增长，有变化的只是速度。                         东北一些地方为何官吏成批倒下     在东北和西部地区，在财政包干的制度安排下，路径依赖使当地政府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国有企业。依靠这类企业做大“GDP”，只好给他们身上堆放更多的非市场定价的资源，比如财政补贴、贷款、上市圈钱等等，结果使那里的人和人之间相互需求的市场关系发展缓慢。     由于许多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权在当地政府，企业要靠跟政府官员的关系才能获取，于是这些企业就通过赠送股票、与政府官员亲属做生意等五花八门的手段来行贿。而且，由于这类企业都是剩余索取权不清晰的企业（至今也难以解决），行贿也缺少节制，以致在越来越多官员被俘虏的同时，市场发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使市场真正需要的交易主体难以分娩和扩展。人们不难注意到，不少倒下的官吏大多跟企业股票有关系，而在前些年企业上市都是有指标有管制的分配，股票就是一种非市场配置的资源。     地方包干带来的地方竞争，又使创业需求流向创业成本较低的地方，马太效应出现了，政府越贵越穷，越穷政府越贵。一些政府价格高的地方，干脆放弃了没有希望的竞争——在这样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就是选择贪污和寻租。东北一些地方，一个城市从上到下就有上百官员倒下，说明的就是，在竞争取胜无望的情况下，官吏是如何行为选择的。     东北由于国企密集，不廉洁官吏的数量相对多些，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在国企不少的中西部地区，与浙江、广东比，建设廉洁政府的工作还是相对繁重许多。比如，这些年地处交通枢纽武汉的落后，被媒体夸张为“中部塌陷”，但不能说跟政府价格和官吏行为没有关系。我两年前到江西讲课，当地一位教授给我说他想写文章，认为当地餐饮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较大不好。我说守本分的经济学恐怕要分析假说的是，当地人为什么选择吃喝比发达地区还来得厉害。后来湖南朱锡庆教授也说他那里的人也爱吃喝。我说，一个假设是官吏对创业需求的管制繁琐，办事情总得拉关系，于是就先投资吃喝。虽然吃喝是代价，但办成事的好处总要来得大些，否则选择吃喝的投资就会变小。但是，这有害于生产性的投资创业活动。前些年由于空间距离去内地的投资少，本地的私人投资大都根据比较优势选择密集劳动，赚点汗水钱，利润薄。政府贵了，就可能使许多创业活动不发生了。从这个角度可以多少帮助我们理解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差异形成的原因。                          山西与山东等地的差异何在     政府对降低自己价格缺乏激励，还有些特殊的例子。一些有垄断资源的地方，东西不愁卖，政府就靠它来发送“GDP”的政绩信号，无需更多操心约束官吏，降低市场的发育成本。前些年，并不以报道山西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一周之内就两次报道山西警察上路敛财，说明的就是这个情况（参见拙文2002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能源紧缺，山西很好过，“GDP”也好看，但这是依赖其他地方市场发育良好的结果。上世纪末，能源大省的山西，人均可支配收入掉到全国最后引起当局震惊。现在主要靠煤炭过上好日子的山西，不知道对政府的价格，对降低市场发育的成本有没有新的体会。     而在商品愁卖的、“GDP”主要靠市场交易才能做大的地区，对官吏约束就有很大不同。我注意到就在山西警察上路敛财的新闻披露时，山东政府却是发文讲话严禁权力部门上路罚款。那里的高官教育官吏的理由很简单，一辆在山东高速公路行驶的外地货车会给山东带来数百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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