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六年有多少厅局级官员被查处 五大犯罪手段
位于是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多发地。二十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机构合并又给一些人趁机侵吞国家财产制造了机会。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领导故意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待机构改革时，他们对此隐匿不报，据为己有。还有的人打着体制改革的旗号，借本企业的名义和信誉，以参股、合资的形式成立各种股份制结构的公司，这些公司产权不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利用职权将公司低价收购或转股，侵吞国有资产。
犯罪目的从个人占有型向经营型转化。
一些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目的不只限于满足一时占有，作案对象也不仅限于钱物，出现了犯罪的对象由生活资料的占有向生产资料的占有转化，犯罪的最终目的从财物的积累向资本的积累转化，通过资本经营和运作使“钱再生钱”。因此，挪用公款进行经营活动已成为国企领导人最常见的犯罪形式，在１２８件厅局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中，数量多、数额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较为严重。赃款的去向上，主要被用于经营性投资，有人甚至直接收受企业的股份。一些犯罪嫌疑人用赃款开公司、办企业，参与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的经营；更有甚者，用赃款作赌资，梦想一夜暴富……
犯罪领域向国际化发展。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外贸权的下放，一些国有企业纷纷在境外设置机构，成立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在这１２８件案件中，有１６件是在对外贸易这一环节中发生的。
他们缘何受查处
在常人眼中，厅局级干部地位高、权力大，必须经历一番奋斗才可做到，一定会倍加珍惜的。然而，六年中北京市却有１２８名厅局级官员从社会精英蜕变为人民罪人。办案检察官认为，心理失衡、居功自傲、腐化堕落、贪慕虚荣，以及侥幸心理是他们堕落的主观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从客观方面来说，制度缺陷、缺少监督、分配显失公平成为他们犯罪的重要诱因。
第一，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主要社会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难免跟不上经济体制的变化，出现法律空白和管理漏洞，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比如，１９９８年国务院一些部委进行机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原电子工业部解散，重新组合机械电子工业部，在人员分流时，对财务处采取“账随人走”的原则，时任基建司原副司长的汪致国与计划财务处原工作人员蔡素珍被分流到机电轻纺投资公司。由于管理松懈，蔡趁机将自己负责的某银行账户中的６００多万元，与汪致国私分。当前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利用股份制改造，变国有为私有，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
第二，权力运作缺少监督和制约，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
从１２８名局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情况分析，权力运作过程缺少监督和制约是造成犯罪最直接的原因，具体表现为：暗箱操作，幕后交易；有章不循，权力失控；权力失去监控；以及由于未能及时发现犯罪，导致用人不当。
２０００年７月，检察机关对北京长空机械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陈波立案侦查时，陈只有３８岁，是１２８名司局级领导干部中最年轻的。陈开始作案时年仅３５岁，那时已经担任副局级干部两年。“考察任用干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短期行为，应从长计议。”检察官如是说。
第三，个人分配显失公平是导致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
京澳公司原总经理蔡季良从一名水利专家、局级领导干部堕落为索贿受贿的罪人，犯罪原因除了本人思想蜕变外，检察机关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一个因素不能说对他没有影响。
蔡的妻子患有晚期乳腺癌，需要大量费用用于治疗和康复，他的两个儿子正在读书也需要大笔教育费用，而蔡本人还患有乙肝，每月有限的工资使他捉襟见肘，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了他对周围的大款们从羡慕到妒忌，最后发展到了索贿。当前，“五九现象”的案例居多，许多人谨慎一辈子，临退休时走上犯罪道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解决退休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也反映了当前社会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六项措施应对领导干部职务犯罪
近年来，党和国家针对腐败蔓延的趋势，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不仅对预防职务犯罪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还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尤其是不久前正式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里程碑。透过１２８名厅局级干部堕落轨迹，完善制度、强化落实、推进改革应该成为应对职务犯罪高发态势的有效手段：
第一，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应当建立各级人大“听政会”制度，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用人、行政等方面的腐败问题，进行公开质询，并吸收新闻媒体和群众代表参加，增加透明度，使腐败和职务犯罪无处藏身，同时增强公务人员的政治责任心。
第二，继续进行行政机构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精简办事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进一步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来。权力范围小了，权钱交易的机会就会减少，从根本上促进公务员高效、廉洁、依法行政。
第三，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建筑市场管制机制。公共工程项目必须进入当地建立的统一建筑市场实行公开招投标；坚持对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实行公开招投标和公开拍卖；坚持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必须有中介机构来评估，不允许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个人说了算，防止利用审批权进行权钱交易。
第四，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坚决堵塞财政方面的漏洞，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管，进一步强化央行的金融监控职能，通过整顿金融秩序，对“账外账”进行清理，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不给犯罪制造条件。
第五，改革公务员工资补贴制度。可以尝试建立公务人员的“廉政风险基金
第六，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部门尝试引入竞争机制。开放市场，对铁路、民航、电力、燃气、电信、供水、银行等行政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切实堵住个别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敛财之路。
在记者完成采访之际得到消息，今年北京市将全面推行国企正职官员“述廉”制度。北京市国资委称，今年除了将对国企官员加强离任审计外，还将对这些官员加强日常性经济责任审计，外埠及境外企业的监管与审计亦须加强。为有效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运行，北京市国资委还与北京市检察院共同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以及时发现、控制企业官员职务犯罪的能力……
一项项措施的建立，如同构筑在领导干部身边、头上的一道道防腐网，让他们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受到严格监控。这样的措施多了、落实好了，那么，１２８名厅局级领导干部蜕变的人生悲剧就可能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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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目的从个人占有型向经营型转化。
一些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目的不只限于满足一时占有，作案对象也不仅限于钱物，出现了犯罪的对象由生活资料的占有向生产资料的占有转化，犯罪的最终目的从财物的积累向资本的积累转化，通过资本经营和运作使“钱再生钱”。因此，挪用公款进行经营活动已成为国企领导人最常见的犯罪形式，在１２８件厅局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中，数量多、数额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较为严重。赃款的去向上，主要被用于经营性投资，有人甚至直接收受企业的股份。一些犯罪嫌疑人用赃款开公司、办企业，参与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的经营；更有甚者，用赃款作赌资，梦想一夜暴富……
犯罪领域向国际化发展。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外贸权的下放，一些国有企业纷纷在境外设置机构，成立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在这１２８件案件中，有１６件是在对外贸易这一环节中发生的。
他们缘何受查处
在常人眼中，厅局级干部地位高、权力大，必须经历一番奋斗才可做到，一定会倍加珍惜的。然而，六年中北京市却有１２８名厅局级官员从社会精英蜕变为人民罪人。办案检察官认为，心理失衡、居功自傲、腐化堕落、贪慕虚荣，以及侥幸心理是他们堕落的主观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从客观方面来说，制度缺陷、缺少监督、分配显失公平成为他们犯罪的重要诱因。
第一，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主要社会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难免跟不上经济体制的变化，出现法律空白和管理漏洞，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比如，１９９８年国务院一些部委进行机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原电子工业部解散，重新组合机械电子工业部，在人员分流时，对财务处采取“账随人走”的原则，时任基建司原副司长的汪致国与计划财务处原工作人员蔡素珍被分流到机电轻纺投资公司。由于管理松懈，蔡趁机将自己负责的某银行账户中的６００多万元，与汪致国私分。当前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利用股份制改造，变国有为私有，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
第二，权力运作缺少监督和制约，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
从１２８名局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情况分析，权力运作过程缺少监督和制约是造成犯罪最直接的原因，具体表现为：暗箱操作，幕后交易；有章不循，权力失控；权力失去监控；以及由于未能及时发现犯罪，导致用人不当。
２０００年７月，检察机关对北京长空机械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陈波立案侦查时，陈只有３８岁，是１２８名司局级领导干部中最年轻的。陈开始作案时年仅３５岁，那时已经担任副局级干部两年。“考察任用干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短期行为，应从长计议。”检察官如是说。
第三，个人分配显失公平是导致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
京澳公司原总经理蔡季良从一名水利专家、局级领导干部堕落为索贿受贿的罪人，犯罪原因除了本人思想蜕变外，检察机关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一个因素不能说对他没有影响。
蔡的妻子患有晚期乳腺癌，需要大量费用用于治疗和康复，他的两个儿子正在读书也需要大笔教育费用，而蔡本人还患有乙肝，每月有限的工资使他捉襟见肘，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了他对周围的大款们从羡慕到妒忌，最后发展到了索贿。当前，“五九现象”的案例居多，许多人谨慎一辈子，临退休时走上犯罪道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解决退休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也反映了当前社会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六项措施应对领导干部职务犯罪
近年来，党和国家针对腐败蔓延的趋势，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不仅对预防职务犯罪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还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尤其是不久前正式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里程碑。透过１２８名厅局级干部堕落轨迹，完善制度、强化落实、推进改革应该成为应对职务犯罪高发态势的有效手段：
第一，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应当建立各级人大“听政会”制度，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用人、行政等方面的腐败问题，进行公开质询，并吸收新闻媒体和群众代表参加，增加透明度，使腐败和职务犯罪无处藏身，同时增强公务人员的政治责任心。
第二，继续进行行政机构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精简办事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进一步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来。权力范围小了，权钱交易的机会就会减少，从根本上促进公务员高效、廉洁、依法行政。
第三，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建筑市场管制机制。公共工程项目必须进入当地建立的统一建筑市场实行公开招投标；坚持对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实行公开招投标和公开拍卖；坚持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必须有中介机构来评估，不允许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个人说了算，防止利用审批权进行权钱交易。
第四，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坚决堵塞财政方面的漏洞，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管，进一步强化央行的金融监控职能，通过整顿金融秩序，对“账外账”进行清理，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不给犯罪制造条件。
第五，改革公务员工资补贴制度。可以尝试建立公务人员的“廉政风险基金
”制度，这样既可以解决公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加大了腐败和犯罪的成本。
第六，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部门尝试引入竞争机制。开放市场，对铁路、民航、电力、燃气、电信、供水、银行等行政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切实堵住个别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敛财之路。
在记者完成采访之际得到消息，今年北京市将全面推行国企正职官员“述廉”制度。北京市国资委称，今年除了将对国企官员加强离任审计外，还将对这些官员加强日常性经济责任审计，外埠及境外企业的监管与审计亦须加强。为有效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运行，北京市国资委还与北京市检察院共同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以及时发现、控制企业官员职务犯罪的能力……
一项项措施的建立，如同构筑在领导干部身边、头上的一道道防腐网，让他们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受到严格监控。这样的措施多了、落实好了，那么，１２８名厅局级领导干部蜕变的人生悲剧就可能少了。
《京城六年有多少厅局级官员被查处 五大犯罪手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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