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大变革的时代
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春秋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大量的旷土隙田逐渐得到垦辟。一些奴隶主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公田”是要给“公家”上一定赋税的，私田在开始时却不用上税。与此同时，贵族还企图在公田上确立自己的私有权。以前公田属于代表奴隶主国家的周王所有，周王有权处置所谓“天下”的全部土地。他对于各国诸侯、卿、大夫受封土地的干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述情况开始改变了。还在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就已经在抗拒周王夺取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到了春秋时代，一般的奴隶主贵族和一些国家的国君，与周天子争夺公田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许多诸侯、卿、大夫，事实上已经把公田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是周天子也不能任意侵犯。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卻（xi）至公然与周王室争田，双方各不相让，竟然到晋侯那里打官司，最后取得晋侯的支持，王室才收回这块土地。大小奴隶主贵族，相互间为了一田一邑引起纠纷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这说明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土地王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土地私有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封建生产关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还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种种原因转化而为自耕农，例如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被赵氏战败后流亡齐国，其子孙就“耕于齐”。又如楚国大夫伍奢次子伍子骨，在其父被杀后出奔到吴，一度“耕于鄙”。这种自耕农，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数量不断增加。至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上升而成。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看到“公田”上茂草丛生，遮没道路，庄稼烂在田里无人收割，堆在场头的没有碾打完毕。这种“公田不治”的景象，使他们感到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为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这种依附农民，身份与奴隶不同，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条件获取一部分收获物归自己所用。奴隶身份的改变，提高了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作”指奴隶在国有土地上的集体耕作，由于缺乏生产积极性，隐藏力气，进展缓慢；“分地”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由于劳动积极性提高，使出了力气，所以进展迅速。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商鞅
商鞅（约前390－前338）是卫国国君疏远的宗族，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在秦因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商鞅早年是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惠王沉默。公叔痤又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商鞅说：惠王问谁可为相，我推荐你，未被采纳。我先君后臣，已建议既不重用，当杀之，勿为别国所用。现在你应迅速逃走。商鞅说：“惠王既不按您的意见重用我，又怎能按您的意见杀掉我呢？”商鞅并未逃走。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才来到秦国。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关下，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被车裂而死。
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三点：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1．“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图画说明
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
这是根据1950～1955年在河南省辉县和山西长治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农具绘制的。图画下面排列的农具从左至右为锄、斧、铲、犁铧，上面排列的带柄农具是下面四种农具装上木柄的复原图。铁器的推广，便利砍伐树木、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战国时期牛耕图
这幅图也叫深耕细作示意图，选自《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战国时期由于铁犁、牛耕的推广使用，为深耕细作创造了条件。当时的深耕就是要耕到有底墒（种庄稼以前土壤中已有的水分）的地方，这样才能做到既可消灭杂草，又能防治害虫，从而达到连年丰收的目的。战国时期牛耕图，反映这时期的农业耕作技术已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李冰石像
李冰石像出土于四川都江堰市都江堰河床面以下 4．5米深的卵石层中。这是一座大型石雕像，身高2．9米，肩宽0．96米，用灰白色砂岩琢成。重约四吨，保存完好。石像头戴高冠，身穿长衣，腰间束带，两手袖在胸前，双脚前部露出衣外。石像面部肌肉丰满，微带笑容，神态自然。整个石像造型粗壮稳重，雕刻朴实，线条简洁有力。在石像的两袖和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题记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衣襟中间），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在左袖上）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右袖上）。“珍”通“镇”，“珍水”释作“镇水”。题记表明，这是东汉后期公元168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的“三神石人” 中的一个，是过去蜀守李冰的石像，为的是用以镇水，测量水位。它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农业的发展和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件重要实物资料。
牛尊
1923年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战国墓出土。尊高33．7厘米，全长58．7厘米，牛鼻穿有鼻环。从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已装有鼻环。《庄子•秋水篇》说：“落马首，穿牛鼻。”说明牛不好驾驭，才发明了穿牛鼻的技术。《吕氏春秋•重已篇》记载：“疾引牛尾，尾绝力颤，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quan，木环），而牛恣所以之，顺也。”这段记载和装有鼻环的战国牛尊的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牵牛鼻子以役使耕作的方法了。
《第7课 大变革的时代(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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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春秋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大量的旷土隙田逐渐得到垦辟。一些奴隶主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公田”是要给“公家”上一定赋税的，私田在开始时却不用上税。与此同时，贵族还企图在公田上确立自己的私有权。以前公田属于代表奴隶主国家的周王所有，周王有权处置所谓“天下”的全部土地。他对于各国诸侯、卿、大夫受封土地的干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述情况开始改变了。还在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就已经在抗拒周王夺取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到了春秋时代，一般的奴隶主贵族和一些国家的国君，与周天子争夺公田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许多诸侯、卿、大夫，事实上已经把公田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是周天子也不能任意侵犯。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卻（xi）至公然与周王室争田，双方各不相让，竟然到晋侯那里打官司，最后取得晋侯的支持，王室才收回这块土地。大小奴隶主贵族，相互间为了一田一邑引起纠纷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这说明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土地王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土地私有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封建生产关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还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种种原因转化而为自耕农，例如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被赵氏战败后流亡齐国，其子孙就“耕于齐”。又如楚国大夫伍奢次子伍子骨，在其父被杀后出奔到吴，一度“耕于鄙”。这种自耕农，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数量不断增加。至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上升而成。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看到“公田”上茂草丛生，遮没道路，庄稼烂在田里无人收割，堆在场头的没有碾打完毕。这种“公田不治”的景象，使他们感到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为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这种依附农民，身份与奴隶不同，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条件获取一部分收获物归自己所用。奴隶身份的改变，提高了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作”指奴隶在国有土地上的集体耕作，由于缺乏生产积极性，隐藏力气，进展缓慢；“分地”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由于劳动积极性提高，使出了力气，所以进展迅速。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商鞅
商鞅（约前390－前338）是卫国国君疏远的宗族，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在秦因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商鞅早年是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惠王沉默。公叔痤又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商鞅说：惠王问谁可为相，我推荐你，未被采纳。我先君后臣，已建议既不重用，当杀之，勿为别国所用。现在你应迅速逃走。商鞅说：“惠王既不按您的意见重用我，又怎能按您的意见杀掉我呢？”商鞅并未逃走。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才来到秦国。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关下，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被车裂而死。
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三点：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1．“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图画说明
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
这是根据1950～1955年在河南省辉县和山西长治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农具绘制的。图画下面排列的农具从左至右为锄、斧、铲、犁铧，上面排列的带柄农具是下面四种农具装上木柄的复原图。铁器的推广，便利砍伐树木、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战国时期牛耕图
这幅图也叫深耕细作示意图，选自《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战国时期由于铁犁、牛耕的推广使用，为深耕细作创造了条件。当时的深耕就是要耕到有底墒（种庄稼以前土壤中已有的水分）的地方，这样才能做到既可消灭杂草，又能防治害虫，从而达到连年丰收的目的。战国时期牛耕图，反映这时期的农业耕作技术已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李冰石像
李冰石像出土于四川都江堰市都江堰河床面以下 4．5米深的卵石层中。这是一座大型石雕像，身高2．9米，肩宽0．96米，用灰白色砂岩琢成。重约四吨，保存完好。石像头戴高冠，身穿长衣，腰间束带，两手袖在胸前，双脚前部露出衣外。石像面部肌肉丰满，微带笑容，神态自然。整个石像造型粗壮稳重，雕刻朴实，线条简洁有力。在石像的两袖和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题记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衣襟中间），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在左袖上）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右袖上）。“珍”通“镇”，“珍水”释作“镇水”。题记表明，这是东汉后期公元168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的“三神石人” 中的一个，是过去蜀守李冰的石像，为的是用以镇水，测量水位。它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农业的发展和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件重要实物资料。
牛尊
1923年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战国墓出土。尊高33．7厘米，全长58．7厘米，牛鼻穿有鼻环。从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已装有鼻环。《庄子•秋水篇》说：“落马首，穿牛鼻。”说明牛不好驾驭，才发明了穿牛鼻的技术。《吕氏春秋•重已篇》记载：“疾引牛尾，尾绝力颤，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quan，木环），而牛恣所以之，顺也。”这段记载和装有鼻环的战国牛尊的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牵牛鼻子以役使耕作的方法了。
《第7课 大变革的时代(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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