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

　　“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解决上访的关键是什么?是每一级官员都要负起责任!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安东正在思考撰写一篇论文,主题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他说,制约是一种机制,就像一轮扣一轮的齿轮,你动,他也动;影响群众解决问题的原因,实质上是官员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空间太大,可松可紧。 　　“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 　　XX省高院副院长安东的腰扭伤了。 　　“确切地说，安副院长的腰是在给老百姓鞠躬时，一下子弯得太猛了，就扭伤了。”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荆伟告诉记者。 　　“什么是下访?一要下去，二要见到当事人。不是简单地对案件下结论。关键在有没有查清事实真相。”安东不留情面地批评干部。安东坦言，老百姓的淳朴情怀令他感动。 　　“我要给老百姓鞠这个躬，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有的司法机关办案时发现抓错了人，把人放了，老百姓还去送锦旗，去感谢，我们的干部也还收下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应该做的是检讨，不是收锦旗。” 　　从2004年9月15日下派到驻马店市担任下访工作组组长，3个多月来，安东过问了全部131件北京和省里交办的案件。他在听汇报时常常出其不意地提问题，他担心自己会被骗。 　　“事不解决，人不能回去。”安东在审签报结案件时，要求“暂缓结案、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就有50多件。 　　原籍XX新蔡县、现居新疆的王会臣1957年因为砍了自家坟地里的4棵树,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82年,王会臣被改判无罪后,开始上访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但按照当时国家的有关规定,王不属于国家经济赔偿对象。下访组在未与王见面的情况下,认为其为无理诉讼,准备报签结案。 　　安东在审签时提出，处理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地拘泥于以前的规定和结论，而是要考虑到王会臣确实被错判并服刑，并为此背井离乡这一事实。他几次到新蔡县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协商，要求县有关部门一定派人到新疆与王见面，并从实际出发给王适当的补助。 　　在安东的督促下，新蔡县筹集资金派人千里迢迢赶赴新疆，给王会臣做解释工作，送去了5000元补助金，并在王的XX老家给其正名，还其清白。 　　70多岁的王会臣为“争一口气”上访几十年，当新蔡县领导奔波千里代表当地官方向他道歉，并送来救助金时，他老泪纵横，表示以后决不再上访。 　　安东对此评价:下访工作组督办案件，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点一滴地重树党和政府的威信、化解矛盾的过程。 　　“上访农民不是洪水猛兽” 　　XX省委宣传部法规政策研究室主任、平顶山市下访工作小组组长XXX是一个认真的人。 　　在汝州市处理一起案件时，他要见当事人，乡里劝他不要见，见了就会出不来，会被围上。XXX坚持了3次，在做了“一切后果自负”的保证后，乡里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假当事人见面。 　　谈了不到5分钟，XXX将其当场拆穿。汝州市委书记闻听后公开点名批评了这位乡领导，第二天，村干部陪着XXX终于见到了上访户孙宝金。 　　“我们完全没必要把上访农民想成洪水猛兽，实际上他们是讲理的，有时就为了二厘地、几块砖，甚至邻里孩子打架上访，但如果没人理，可能会造成流血冲突。各级官员常常把农民反映的事当成‘小事’，可是为了这些‘小事’，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又有多少人在忙?又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百分之一的耐心，问题也就解决了。”XXX说。 　　洛阳下访工作大组组长、XX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院长杨柏林已经是第二次下到村里了。2002年4月12日到2003年4月13日，杨柏林曾在XX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火叉村驻村扶贫一年。 　　“9月15日工作组到洛阳。一周后，就有群众找上门了。很多人点名要见杨柏林副检察长。”洛阳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李剑伟告诉记者。 　　有人对组长接访提出异议。杨柏林表示,上访者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听他说话,我们的干部已经习惯了听领导做报告，现在，是老百姓给我们“做报告”，必须听。 　　洛阳市孟津县的王秀兰，因为宅基地问题上访多年，杨柏林静静地听她讲完自己的道理，找出法律法规，逐条给她解释:哪儿占理，哪些要求没理。 　　王秀兰听完痛哭流涕:“我上访了三四年了，就是村干部也没听我好好讲过5分钟，更没有人给我解释法律，不是推就是撵。没想到你这么大的官还能这样听老百姓说心里话，要是干部都像您这样，我早就不上访了!” 　　“杨检在洛阳下访期间，发过3次火。都是因为干部推诿拖沓扯皮，不解决问题，‘踢皮球’。”联络员李剑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经济账和政治账 　　历史上“汝人善诉”，汝州在2000年之前的上访量一直排在XX省前10名，在省城、北京都挂了号。2000年之前，汝州市委、政府几乎推不开门，每天都有上访者围堵，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几乎把一多半的精力都放在解决信访问题上了，还是上面批，下面骂，汝州的官不好当。市里最初把解决问题放在千方百计降低进京进省上访量上，在省城、北京都派驻了信访工作组，常年驻扎，主要任务就是拦、接上访群众。”樊占营对此并不讳言。 　　樊告诉记者，从汝州到北京接回一个上访者，平均要花费1000元人民币，每年，汝州用于接访的费用支出就达十几万人民币。这还不包括群众上访所花费用。 　　事实上，此次XX4万干部走下去，在下访成本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 　　4万干部走下去，吃、住、行、通信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费用基本由地方财政负担。《瞭望东方周刊》从XX省联席办了解到，仅生活补助一项，由省直机关干部由原工作单位补助，标准为生活补助每天10元，通讯补助每天10元。 　　每天20元的补助显然是杯水车薪,但省直机关723名干部下访3个月的数加一起算账则不可小视,至少需要130万元人民币。 　　按照省委指示，各市、县抽调的下访干部的补助，原则上参照过去驻村工作和艾滋病查访工作队员的标准执行。但即使按最低每天10元的补助标准，这4万多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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