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贿既是渎职犯罪又是经济犯罪的主张，从而产生了受贿罪是“复杂客体”的理论。“复杂客体”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受贿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同时又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既侵犯了正常的公务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该说认为，从我国几十年来刑事立法实践看，都是把受贿罪看成是一种经济犯罪的，因此，只把受贿罪的客体理解为“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不全面的，复杂客体才能全面地反映该种犯罪的犯罪性质。

　　笔者认为，“复杂客体”这种观点，虽有一些道理，但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其一，受贿行为不符合复杂客体的构成要件。所谓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杂客体中所侵犯的两个直接客体，虽然有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之分，但两个直接客体与犯罪行为之间，则必须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两个直接客体都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受贿罪是否“既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受贿行为虽然表现为索取、收受行贿人的财物，但并未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受贿具有“钱与权”交易的性质，故不存在受贿人侵犯给付财物一方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其二，混淆了受贿罪客体与受贿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界限。有些受贿人受贿后纵容走私、投机倒把、偷税抗税、假冒商标、伪造有价证券等犯罪活动，确实可以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犯罪造成的后果与犯罪客体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受贿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只是量刑情节问题，并不是决定犯罪性质的犯罪客体。

　　（三）关于“选择性客体”说

　　有些同志鉴于当前受贿犯罪情况复杂，危害领域较广，试图另辟蹊径解决受贿罪直接客体问题，提出了“选择性客体”的主张。持该观点的学者指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可能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据此，我们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综合性客体。但是，就具体受贿行为而言，对上述客体的侵犯又是有选择的。据此，我们也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选择性客体。只要侵犯上述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6]笔者认为，“选择性客体说”也难以成立。选择性客体，在我国刑法理论上研究甚少。参照中外学者的观点，它的基本含义是：某种犯罪行为除必然要侵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外，还可能有侵犯其他某种社会关系的情况。前者是该种犯罪的直接客体，决定犯罪的性质；后者是该种犯罪的选择客体，即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也不决定犯罪的性质，只是犯罪危害程度的一种反映，对量刑有重要意义。而前述作者所主张的“选择性客体”的含义，与此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内容，并不能说明受贿罪是“选择性客体”，而是说的受贿罪客体的不确定性。即是说，受贿罪侵犯的是什么直接客体，要按某个具体受贿行为的具体情况而定。刑法理论上研究直接客体。目的在于揭示犯罪行为的性质，便于正确定罪处罚，如果一种罪的直接客体是综合性的，选择性的，那么，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便是不确定的，这也就失去了研究客体的意义，就会造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上的混乱，显然违反我国刑法的客体理论。

　　那么，什么是受贿罪的客体呢？笔者主张主张受贿罪的客体是“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廉洁制度”。

　　根据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客体必须揭示犯罪本质的要求，根据立法机关的立法本意，根据司法实践中关于认定受贿犯罪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中外刑法学者研究受贿罪客体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制度。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国家工作人员违背了其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制度。

　　“廉洁”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其基本含义是清白、不贪。近年来，各级国家机关在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纷纷制订了有关如《关于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之类文件，其规定的廉洁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心内容都是要求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准以权谋利，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做到廉洁从政，为政清廉。由此可见，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公务人员违背了国家公务人员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破坏了廉洁奉公这个为政之本。

　　受贿罪客体问题在国外也争议颇多，各国学者认识分歧。日本刑法学教授大冢仁在《刑法要义（各论）》一书中，把各国学者研究受贿罪法意的观点归纳为四种：“（1）公务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2）职务行为公正性。（3）兼含前面两种观点，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不可收买性。（4）公务人员对廉洁义务的违反”[7].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受贿罪客体理论，是有借鉴意义的。

　　把公务人员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较前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能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依法行使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管理职能的重任，要能正确地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义务，就必须严守法纪，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所以，廉洁奉公是一切公务人员的为政之本。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务人员违反廉政建设法规，利用手中权力去进行“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从而严重地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吞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极大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把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目的就在于通过严惩破坏廉洁制度的行为，教育广大公务人员严格遵守廉洁制度，以保证政治清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这种观点既能准确地揭示受贿罪“以权换利”的本质属性，又符合我国刑法设立受贿罪的立法意图。

　　（2）能高度抽象概括反映各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受贿与行贿是一种对合共犯，客观活动极为复杂。我们无论是用“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或者是用“选择性客体”说来作为受贿罪客体，都难以将受贿活动中

的各种情节的社会危害性的共同属性概括出来。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就恰如其分抽象概括出了各种受贿活动情节的共同属性。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受贿行为，无论是受贿既遂还是未遂，无论财物是否过手，无论是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还是非法利益，无论是造成严重后果与否，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义务的违反，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破坏，均符合受贿罪的客体要求。

　　（3）能如实体现受贿人的主观心理特征。在行贿与受贿之间的“权与钱”交易中，行贿人是为了“以钱买权”来自己谋取某种利益，受贿人是为了“以权卖钱”来满足自己贪婪的私欲，这其中“权”是交换条件，获得财物是受贿人的犯罪目的。当我们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实际上是要求受贿人主观上具有两种故意、两种目的，即既有索取、收受贿赂的故意，又有通过为行贿人谋利益来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故意；既有收受财物的目的，也有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目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受贿人在为行贿人谋利益时，虽然客观上可能造成对国家机关职能的破坏，但这却是受贿人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代价，达到获取财物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两者只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不是两种故意、两个目的。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只要受贿人主观上明知索取、收受贿赂会违反公务人员廉洁义务，而又故意利用职务之便去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益时，便沾污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破坏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符合了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至于财物是否到手，所谋取的利益是否合法，是否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只是个量刑情节的问题。

　　三、受贿罪的客观要件问题

　　关于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最早见于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该解答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解释为包括“利用职权”和“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在内，即把“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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