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认定受贿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但没有或没来得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侦查人员往往将其视为对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或是默示自己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笔者认为，认定受贿犯罪，不应以“为他人谋利益”为必要成立要件。因为现阶段一些行贿人进行感情投资，对国家工作人员或是直接对其配偶、成年子女拱手送上各类贵重礼品甚至现金，但短期内不要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还有一些受贿人只收钱不办事，行贿方也无可奈何。按照现在“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条件，这类案件都不能被定为受贿案件。可以看出，这些案件的危害性并不亚于被认定为受贿罪的案件，但由于立法上的缺憾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

　　（三）从共同受贿人的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在时机成熟前避免与共同受贿人正面接触。无论是共同受贿人方面的证据，还是有关证人的证据，在对共同受贿犯罪进行侦查时，不到万不得已，不宜过早与犯罪嫌疑人正面对话，要善于从其身边人、身边事上寻找突破口。侦查人员可以利用策略减轻或消除证人的抵触心理，使其配合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比如，对与犯罪嫌疑人建立“攻守同盟”的证人，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离间计”分化他们，使证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拉个“垫背的”等等，动摇“同盟”基础，从证人思想的薄弱点入手瓦解“同盟”；对有心理负担的证人可以“欲擒故纵”，先与其闲聊使其放松，循序渐进的卸下证人的心理包袱而后再进入正题；对调查事项需要保密不愿让证人知晓时可以“声东击西”，对某一不太重要的事实较为详细的询问、使证人误以为取证关键是这里，而对真正取证要点用几个清晰简练的问题涵盖，在不泄漏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取得相关证言；……在调查取证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侦查人员应注意平日积累经验，取证时根据当时情况随机应对。 需要直接接触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也应精心制订侦查计划，要特别注意作好保密工作；其次，充分运用好强制措施，尤其是对共同受贿人的第一次拘传尤为重要。在共同受贿案件的预审阶段，侦查人员可以采取同时传唤，交叉讯问的方式，通过打时间差，攻破被传唤人的心里防线，促其交代。适当时可以采取一些讯问技巧使得其中一个被讯问者相信“攻守同盟”已经破灭，从而放弃固守到底的想法。一旦共同受贿方有人供述犯罪事实，要抓紧时间寻找证据固定证言，并运用好各种强制措施，如搜查、冻结、查封、扣押等等，全力保全证据，做到“以证定供”，把案件办得扎扎实实。

　　（四）针对共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精心掩盖其行为，甚至不惜销毁相关证据的情况，侦查人员应注意从案件外围入手，从平常中找出不寻常之处。查询银行帐、查找手机记录等技术侦查手段的充分应用，往往能够找到行受贿双方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找到案件突破口。除了运用多种常规侦查手段之外，侦查人员还要积极开拓侦查思路，不能一味消极取证。比如说服行贿方配合我们，制造行受贿双方通话的机会并予以录音，让受贿方自己说出与家属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并且承认受贿的事实。实践证明，有了这个王牌证据在手，就不怕共同受贿案件共同受贿人的共同故意不好认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难以取得或反复翻供了。

　　（五）针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搜查中发现的来历不明的财物信口雌黄的问题。首先应在立法上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明”的是否圆满。国外各国制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说明来源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仅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 .

　　其次，规定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负有说明义务的人应当扩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内的关系人网络。我国目前规定的负有说明义务的人仅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其关系人。而从当前共同受贿案件的实际特点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受贿的方式收受他人财物。这部分财产名义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来的，仍归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支配，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共同受贿的人手中。等到受贿案发，犯罪嫌疑人说自己不知道就推卸了责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在立法上也应做出详细规定，堵塞这方面漏洞。

　　另外，侦查人员应当注重在搜查现场做好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并以笔录的形式固定。检察机关的搜查是秘密行动，犯罪嫌疑人家属一般情况下会感觉非常突然，心理上、思想上都会出现短暂的混乱期，也就是俗话说的“慌了神儿”。侦查人员应抓住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这一心理弱点，在开始搜查前就对其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让其主动把藏匿家中的赃款交出来。然后侦查人员再对搜查场所进行有的放矢的检查，寻找相关证据。在搜查结束前，侦查人员应就搜出的赃款赃物来源对犯罪嫌疑人家属进行询问，并以笔录形式进行固定。这时的嫌疑人家属思想波动较大，短时间内来不及把谎话编造圆满，很可能会和今后犯罪嫌疑人编造的谎言“风马牛不相及”。这份现场笔录将为侦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十分有利的证据。

　　四、预防共同受贿案件的一些建议。

　　（一）立法上。要想加强对共同受贿案件的打击力度，必须有理论上、立法上的保证。我国现阶段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立法还存一些不完善之处，不好查处，应当吸取国外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扩大举证范围，颠倒举证责任，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近亲属的活动范围与内容。同时应当建立和加强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还应把对申报人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这种做法国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申报配偶（包括有实际婚姻关系的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

　　（二）从犯罪结果分析犯罪原因，分析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方式，寻找切断因果锁链、消除犯罪原因和条件的方法。在共同受贿案件当中，权力运作的不透明性是连接犯罪原因与结果的一个重要环节。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要督促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力运

　　（三）将犯罪预防的对象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进一步加强犯罪预防的日常宣传，要把预防工作渗透到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强与纪委的横向联系，联手净化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四）加强经济建设，稳步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严把用人关。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离退休廉洁薪俸奖励制度以及国家公职人员消费健康制度，对畸形消费、不健康消费的国家公职人员应果断清除出队伍，真正做到将预防关口前移。事实证明，腐败分子得来的钱财大部分消费都不健康，有的来不及消费的也都是受不健康消费思想的诱使。国家有关部门应评定不健康消费场所、不健康消费行为的等级，将进入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场所、进行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的人员有力地控制在纪检监察人员的工作视野之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