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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


对世俗大众写作的认同中,人们发现了真实而世俗的人生那卑微而有效的意趣。就此,本体论变成了一种可笑的过时晚装,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命的彼岸,成了人面对其自我镜像时的一种晕眩。本体论在“致命的一跳”中终于因“致命”而成为不可能的。? 

  泛审美文化的兴起。本体的消解和方法的逆反即解构,使得美学成为了“反美学”,由 80 年代的感性审美的沉醉,进入了 90 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泛审美文化”终于使纯美学研究寿终正寝,而成功地开辟了一片遗忘了历史并消解了历史记忆的“空场”,在这个空场中,反审美者以个人化描述的方式对生命淤积物和世俗生活加以重新涂抹———不仅是对理想、意识的重新描摹,也是对语言、语词的叙事方式的重新描摹。反美学终于使美学丧失了纯粹诗意而蜕变为一种现世纯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说。? 

  城市文化热。与寻根文化背道而驰的“城市文化”热,其关注点不再是面对过去历史厚重感的表达和生命本真意义的反省,而是对城市的平面化、喧闹化、话语的流动化和未来问题的风景化的一种呈现,于是,城市民谣、城市小说,都市消闲文化的兴起,成为九十年代文化风景。然而,这种或多或少丧失了历史心性和价值根基的都市文化,尽管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中,在高科技的运作中,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中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废都”式难题。于是,精英文化在废都式的性文化、变态心理文化的夹击下,使 80 年代的“灵魂拯救”主题走向了 90 年代的“表征危机”,寻根意识成为一种“虚幻的承诺”,希望变成了一种永远不可能臻达的“苍凉的手势”。在社会的互动中,在社会的经济热潮和个体的麻木神经中,人终于从有名、大写之名走向了无名和俗名。? 

  不难看到,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出现的转型,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果。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种历史转型的“症候描述”,是基于个体心性意向的学术良知的描述,并不能也无意构筑所谓的时代热闹的进化气象。这种知识社会学式的描述决不指望被当作历史年鉴对待,而只是期望具有某种社会症候透视的意味。说到底,这只是自己通过所设定的“文化研究”视角对某些当代核心问题加以反省而已,这种反省仅仅具有一些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加以剥离的人文叙事的意义罢了。 

  三 九十年代文化转型的深层问题

   90 年代全球处于后冷战时期,它在破除了“冷战神话”即两大政治集团的长期军事对峙和文化对峙以后,又破除了“政治神话”和“意识形态神话”,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政治性思维作为国家民族和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际间的阵容和各种利益集团。世界出现了重新组合,多元多极权力构成新型的“后冷战时期”。然而,当今世界在破除上述“三大神话”后,却又不期然地重建了“新三大神话”:“当代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和“经济金钱神话”。这三种神话在虚设幸福乌托邦的同时,埋下了未来社会的无穷问题和现实阴影。? 

  其一,当代科技神话的无价值之承诺。 90 年代的科技神话是以 1994 年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 95 年风靡全球的英特网, 96 年电脑热, 97 年“克隆”羊多利的出现而推向高潮的。? 

  信息高速公路是“后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它以其迅捷方便和时效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消遣娱乐方式,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信息高速公路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包括信息泛滥,信息垃圾,网上黄毒等,导致精英文化在信息网的传播中受阻,大众文化日益泛滥。而且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和英特网上的主导语言是英语,又造成非英语的其它语言遭遇交流的障碍,因而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后殖民形态。加之,信息的过分芜杂和私人化,使得现代心灵疾病如孤独寂寞及所谓的“电子综合症”———精神幽闭、意识抑郁,只能在虚拟时空中与人交流,其自卑远远超出以往所有时代。电子信息的高速度快节奏,使人们以时间的瞬间感和当下性逐渐取代了历史性,平面感逐渐取代了深度感。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实在的现实交互关系,转变成一种互不谋面而仅仅依靠电脑网络信息问答的冷漠关系。当代人尤其是跨世纪的一代年轻人的心灵,变得甚为脆弱。? 

  科技神话的另一方面即“当代生物工程”。 1997 年 2 月 23 日报端披露,世界上第一只由动物细胞无性繁殖成功的雌性小羊“多利”诞生,并且,在理论上这种克隆技术同样可以克隆“人”。因此,科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广大民众都因“多利”的出世,而对克隆技术的正负效应和人类未来的前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坚持价值诉求者认为,这将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因为克隆的结果将使人丧失人伦和道德,变成可以随心所欲、批量生产的“非人”,将使“人的历史”模糊不清,代与代之间的多重亲属关系彻底沦丧,人变成非情感性非理性的人。有些宗教人士更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干扰,是同上帝的对抗,是将使人类在世纪末遭到一种神秘力量报复的“看不见的

手”。而科技领域的非价值态度却认为,克隆技术可以为假肢再造、内脏移植等手术提供宝贵资源,可以促进医学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谋取福利。但这种看法也引起其对立面的质疑,即关于“克隆人”与其“原本人”的伦理关系,以及克隆人本身的“人权”问题。可以认为,技术中心主义的非价值的观点恐怕依然只是一个美妙的幻想而已。? 

  在我看来,克隆技术确实是重要的人类本体存在性事件,它在世纪末出现,必将引起当今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深层思考。因为这种无性繁殖也许在科学上具有若干的实验性意义,但在人伦、道德、历史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处境,以及关于人类自身生活的质量等若干价值问题上,都有诸多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克隆技术是一种“风险技术”,克隆所造成的文化是一种“风险文化”,它可能会为人类治疗肉体疾病带来某些突破,但对人类的素质以及思想和灵魂的提升,却有可能是一场永远做不完的噩梦。在科技神话的辉煌和巨型想象面前,人文价值诉求者必得保持相当的清醒。因为说到底,科技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世界的价值归属问题。? 

  其二,现代化神话的全面遮蔽效应。处于世纪之交的节点, 90 年代无疑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迭加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点在当下体现得相当鲜明。由于“现代化”成为全民致富脱贫、加入世界“富国俱乐部”和振兴图强的重要途径,而成为 90 年代最时髦的口号。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付出并还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现代性或现代化问题确实改变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到当代人作为个体和群体的方方面面。人们不仅从自己的思维角度、价值观念、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跨国语境来理解现代化,也从社会阶层、法律制度、现代科技,甚至宗教心理层面去理解现代化。在现代化的两个基本点上,即全球化(普世性)和私人化(身体性)方面, 90 年代表现得尤为充分:一方面与国际并轨,积极加入世界的通行制度体系、基本观念和文化科技的总体行列,已成为全民和政府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在多极化世界、多元化文化与私人化言说方式和倾听方式中,却又保持了与那种普遍性、共通性相反的私人性和个体性。于是,“制度性反思”和“身体性反思”,成为现代性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现象。? 

  “现代性”在中国要与“前现代性”即所谓传统连接,同时,在与国际并轨时又要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后现代”思潮谋面。因此,在 90 年代的中国,“前现代”、“现代”

《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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