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
与“后现代”并置一处，出现了时间、历史、空间、地域、价值、观念多方面的错位，引发了若干文化论争和混战。?
现代性的极端怀疑原则、自我反思体系和自恋情结，都在中国 90 年代出现，尤其是由于时间和日常经验的断裂，专家系统成为现代性的价值法码和基本标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专家所控制、制约和分割。可以说，对专家的信赖是出于对风险的认同，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微不足道，感到自己在这些色彩斑澜的板块中对种种突如其来的流行和新潮的不理解，以及对自身知识陈旧有限性方面的怀疑，促使其迫切需要听从各种专家从多方面进行的“权威”解说。然而，后现代时期又是怀疑一切，消解权威，使主体成为按自己意志去处理一切的独立孤独个体时期，如此一来，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变得相当可疑：既自恋又自卑，既狂妄又怀疑，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又承担着后果和风险，既对科技发展和自身享受到的科技成果心旷神怡，又对高科技的未来发展可能毁灭人类有一种先行失败的生存焦虑。?
90 年代的中国正是这种“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本土文化的内在阐释焦虑，同时也形成对西方文化及全球文化的空前的阐释焦虑。当然，生态灾难和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电子媒体的全球化体系，大众传媒的世俗化影响，都使个体经验和心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裂变。于是，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重新在现代化社会中获得自己的新经验和新技能，为 90 年代各种补习班、技能训练场所（如炒股、驾车、考托、转岗培训等）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尽管这类别无选择的选择所获得新经验与心性价值不再有内在关系。?
在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对“现代性”有了更清醒的看法，对它的正负面效应也有了深切的认识。因为，在这个高风险的时代，个体生存的问题、自我存在的政治风险、制度化风险、世俗化风险、金融风险、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以及自我的无意义感，生命的无力感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每个现代人。人们又回到生命和自我的轨道，对禁欲抱有一种先行的恐慌，而注重无边的生活质量，重视物质性生活资料的高层次，过去那种浪漫理想的政治热情迅速淡化，人变得务实平静和老练了许多，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现实了许多，也冷漠了许多。?
无疑，在这个“知识转型”和“技能再生”的时代，经济生活成了现代性生活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过去尤其是 80 年代那种把文化置于所有问题之上的终极目标，甚至将宗教作为一种终极性追求，在 90 年代的世俗化生活中已经日益淡化而飘逝远矣。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肉身存在状态，重视运气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己的生命、性和在现实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孜孜以求现实身份尺度的“达标”，注重自己生命迁谢中在世人前炫目的若干仪式。这种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确实是一种逃避风险的方式，但是，也使今天的人无聊和无奈了很多。?
对身体的过分重视，“跟着感觉走”，使 90 年代的人比 80 年代更少了一份沉重，一份负罪感、羞耻感和社会价值的焦虑感。 90 年代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灵魂失去了思想这一居所时，身体成为了日趋高度现代化的权力持续不断加工和消费的对象。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三，金钱经济神话成为市民心灵的巨型神话。?
在 90 年代，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尺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成为当代人生活辞典中的“关键词”。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用金钱寻找失去的梦，而盼望随后也富或富不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纷纷下海，于是，“下海”成为 90 年代中期的一个如雷贯耳的词语。有人下海，却淹死在海中；有人下海与狼共舞，终于锒铛入狱；有人下海回头是岸，但学术早已离他远去。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勤劳而难以致富？为什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路途中知识不能成为支持自己收入的可靠来源？为什么弄虚作假却能在这个法制社会中屡屡得手？为什么权钱交易使一些人能随心所欲地瓜分国民资源？于是，人们再次将眼光投向了对“现代化代价”的审视。?
不难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中国长期积累的财富在短时间
然而，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所衍生的长时期体脑倒佳，当代中国富裕起来的人处于难以言说的精神空虚变态之中，而在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却有若干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他们仅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准，却付出极为艰辛的智力体力从事前沿科研。他们的知识不能得到社会的平等回报，因而 80 、 90 年代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切菜刀的，大学教书写书的不如校门口卖书的”当代之怪现状。不妨说，在现代化的辉煌神话的 90 年代中，却隐藏着数不清的这样的闹剧和悲剧。?
在此， 90 年代文化心灵的深层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在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经济金钱神话中，在西化与跨国资本的参与中，在权力对于经济的介入中，当代中国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理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财富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
90 年代确实是一个转型时期，无论是文化、科技、知识的转型，还是政治、权力、经济的转型，都使中国一步步并入全球化的轨迹，再也不可能闭关锁国而独立于世界之外，而只能参与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这个世界充满了生存风险和自我身份焦虑，也充满了东西方社会的互动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性。进入这一开放的全球性视野，就意味着对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只能通过面对现实的反思和艰苦实践去加以清理和解决，除此别无他法。?
在“转型”成为时髦词时，我们当然应该审理其有效性及其有限性边界。在我看来， 90 年代的“话语转型”，就人文科学而言，已然由浪漫激进的理想主义和诗化思想转向了保守主义的世俗化的非诗意思想；就社会科学而言，也从 80 年代的重视人文、历史、政治转向了重视法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经世致用的学科；就自然科学而言，如果说 80 年代重视的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强调的是意义启蒙时代的“机械复制”，那么 90 年代则进入了“生命密码复制”和“数码复制”时代。这种全面转型的机制及其结果，实在是值得各方面认真地加以审理的。比如，对技术中心主义而言，这些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在自然科学高视阔步的今天，它不断地质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但却没有思想家去质疑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合法性。这本身合法吗？?
对技术主义的完全肯定，让所有的警世之声都如过眼云烟，这个世界就太平无事了吗？技术中心主义使科学精神对未知的探索变成对未来并不美妙的前景的展望和延伸，在技术官僚的独断与人文价值的微弱声音的反差中，我们可否问一问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价值合法性呢？同样，对文化转型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经济转型问题，乃至法制问题、民族问题、后殖民问题中的正负面效应，均应该深加剖析审理。否则所谓“转型”，则有可能是一种新一轮的钟摆式的低水平重复。?
面对 90 年代层层叠叠的深层问题及其问题审理，我只想说，在世纪的间隙中，人们在全面的话语转型中如果轻松地告别了人文价值的沉重，而乐此不疲地进入非价值的平面化轨 《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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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极端怀疑原则、自我反思体系和自恋情结，都在中国 90 年代出现，尤其是由于时间和日常经验的断裂，专家系统成为现代性的价值法码和基本标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专家所控制、制约和分割。可以说，对专家的信赖是出于对风险的认同，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微不足道，感到自己在这些色彩斑澜的板块中对种种突如其来的流行和新潮的不理解，以及对自身知识陈旧有限性方面的怀疑，促使其迫切需要听从各种专家从多方面进行的“权威”解说。然而，后现代时期又是怀疑一切，消解权威，使主体成为按自己意志去处理一切的独立孤独个体时期，如此一来，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变得相当可疑：既自恋又自卑，既狂妄又怀疑，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又承担着后果和风险，既对科技发展和自身享受到的科技成果心旷神怡，又对高科技的未来发展可能毁灭人类有一种先行失败的生存焦虑。?
90 年代的中国正是这种“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本土文化的内在阐释焦虑，同时也形成对西方文化及全球文化的空前的阐释焦虑。当然，生态灾难和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电子媒体的全球化体系，大众传媒的世俗化影响，都使个体经验和心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裂变。于是，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重新在现代化社会中获得自己的新经验和新技能，为 90 年代各种补习班、技能训练场所（如炒股、驾车、考托、转岗培训等）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尽管这类别无选择的选择所获得新经验与心性价值不再有内在关系。?
在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对“现代性”有了更清醒的看法，对它的正负面效应也有了深切的认识。因为，在这个高风险的时代，个体生存的问题、自我存在的政治风险、制度化风险、世俗化风险、金融风险、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以及自我的无意义感，生命的无力感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每个现代人。人们又回到生命和自我的轨道，对禁欲抱有一种先行的恐慌，而注重无边的生活质量，重视物质性生活资料的高层次，过去那种浪漫理想的政治热情迅速淡化，人变得务实平静和老练了许多，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现实了许多，也冷漠了许多。?
无疑，在这个“知识转型”和“技能再生”的时代，经济生活成了现代性生活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过去尤其是 80 年代那种把文化置于所有问题之上的终极目标，甚至将宗教作为一种终极性追求，在 90 年代的世俗化生活中已经日益淡化而飘逝远矣。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肉身存在状态，重视运气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己的生命、性和在现实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孜孜以求现实身份尺度的“达标”，注重自己生命迁谢中在世人前炫目的若干仪式。这种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确实是一种逃避风险的方式，但是，也使今天的人无聊和无奈了很多。?
对身体的过分重视，“跟着感觉走”，使 90 年代的人比 80 年代更少了一份沉重，一份负罪感、羞耻感和社会价值的焦虑感。 90 年代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灵魂失去了思想这一居所时，身体成为了日趋高度现代化的权力持续不断加工和消费的对象。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三，金钱经济神话成为市民心灵的巨型神话。?
在 90 年代，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尺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成为当代人生活辞典中的“关键词”。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用金钱寻找失去的梦，而盼望随后也富或富不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纷纷下海，于是，“下海”成为 90 年代中期的一个如雷贯耳的词语。有人下海，却淹死在海中；有人下海与狼共舞，终于锒铛入狱；有人下海回头是岸，但学术早已离他远去。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勤劳而难以致富？为什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路途中知识不能成为支持自己收入的可靠来源？为什么弄虚作假却能在这个法制社会中屡屡得手？为什么权钱交易使一些人能随心所欲地瓜分国民资源？于是，人们再次将眼光投向了对“现代化代价”的审视。?
不难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中国长期积累的财富在短时间
内进入市场参与分配，成为权势者的角逐的对象，权力和经济的交互式粘连，使“看不见的手”从市场自由竞争之手，一变为“权力之掌”。如何从官本位的政治社会转向市场化的市民社会，使经济具有当今中国的公正性原则，并真正进入到现代的文明和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可以说是殊为重要的。?
然而，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所衍生的长时期体脑倒佳，当代中国富裕起来的人处于难以言说的精神空虚变态之中，而在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却有若干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他们仅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准，却付出极为艰辛的智力体力从事前沿科研。他们的知识不能得到社会的平等回报，因而 80 、 90 年代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切菜刀的，大学教书写书的不如校门口卖书的”当代之怪现状。不妨说，在现代化的辉煌神话的 90 年代中，却隐藏着数不清的这样的闹剧和悲剧。?
在此， 90 年代文化心灵的深层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在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经济金钱神话中，在西化与跨国资本的参与中，在权力对于经济的介入中，当代中国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理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财富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
90 年代确实是一个转型时期，无论是文化、科技、知识的转型，还是政治、权力、经济的转型，都使中国一步步并入全球化的轨迹，再也不可能闭关锁国而独立于世界之外，而只能参与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这个世界充满了生存风险和自我身份焦虑，也充满了东西方社会的互动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性。进入这一开放的全球性视野，就意味着对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只能通过面对现实的反思和艰苦实践去加以清理和解决，除此别无他法。?
在“转型”成为时髦词时，我们当然应该审理其有效性及其有限性边界。在我看来， 90 年代的“话语转型”，就人文科学而言，已然由浪漫激进的理想主义和诗化思想转向了保守主义的世俗化的非诗意思想；就社会科学而言，也从 80 年代的重视人文、历史、政治转向了重视法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经世致用的学科；就自然科学而言，如果说 80 年代重视的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强调的是意义启蒙时代的“机械复制”，那么 90 年代则进入了“生命密码复制”和“数码复制”时代。这种全面转型的机制及其结果，实在是值得各方面认真地加以审理的。比如，对技术中心主义而言，这些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在自然科学高视阔步的今天，它不断地质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但却没有思想家去质疑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合法性。这本身合法吗？?
对技术主义的完全肯定，让所有的警世之声都如过眼云烟，这个世界就太平无事了吗？技术中心主义使科学精神对未知的探索变成对未来并不美妙的前景的展望和延伸，在技术官僚的独断与人文价值的微弱声音的反差中，我们可否问一问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价值合法性呢？同样，对文化转型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经济转型问题，乃至法制问题、民族问题、后殖民问题中的正负面效应，均应该深加剖析审理。否则所谓“转型”，则有可能是一种新一轮的钟摆式的低水平重复。?
面对 90 年代层层叠叠的深层问题及其问题审理，我只想说，在世纪的间隙中，人们在全面的话语转型中如果轻松地告别了人文价值的沉重，而乐此不疲地进入非价值的平面化轨 《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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