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与文化身份意识初探
研究。
近年来还有一些藏族学者将藏族文化定义为“五明之学”。五明之学分为大五明和小五名两种，也可以称作是“十明之学”。“小五明”指的是“诗”（词藻学）、“韵”（音律学）、“修辞”（修辞学）、“歌剧”（戏剧学）、“星算”（星算学）。“小五明”是被要求在寺庙里所有僧人都要学习的基础课程。“大五明”指的是“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大五明”是被要求在寺庙中被专攻的高层次的学科。由此可见，五明之学主要指的是知识意义上的文化，简单地用它来定义藏族文化的话，就忽视了观念形态上的文化了。同样就像我们不能说“礼、乐、射、御、书、数”就能定义中国古代文化了一样。
至于还有人将藏族文化直接称为“游牧文化”的说法，我认为更是使得藏族文化与其他邻近的文化之间在定义上没有了区别意义。
以上各种观点之所以被我否定都是因为它们概括得不全面，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单独用来定义整个的藏族文化。真正的文化，是深存于历史过程中并被这个历史自觉不自觉传承的，并且客观地存在于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而不易变易的，被人类的自觉意识发现，而且经常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溶，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先天成份中。表现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口承文化、节日文化、居室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我所定义的藏族文化，吸收了原有的概念，并且努力使它能够全面的概括藏族文化的情况：藏族文化是以原始苯教和佛教为依托和指导，建立在杂粮－牧畜生产模式上的，一直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文化。
在藏族历史上，从吐弥桑布扎创制新文字并翻译部分佛教经典上溯至聂赤赞普甚至以前，藏族社会一直是信仰原始苯教。直到现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苯教的痕迹。比如我小时候也常常看见老人们用艾蒿、柏叶、松枝煨桑，认为圣洁的桑烟可以净化一切。还有人们仍然相信山神、帐篷神的存在等等。从这些出发，苯教就间接影响了藏族人民许多方面的生活方式。对物的神化和崇拜的苯教特征，使得藏族人民产生对万物的敬畏心理，在行动上就是不伤害神山上的的一草一木，不伤害无辜的生命，对帮助人类生存下来的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怀着感恩的心情。用现代人通俗的评价标准来说就是自觉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在性格上的影响就是知恩图报，谨行诚信，温顺等。佛教进入藏区以后，逐渐和苯教相结合，形成藏传佛教，并且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和指导了藏族文化的发展。宗教仪轨、术语随着政治统治的深入为全体人民所熟悉，直至全民信教。人们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宗教观念和教义的影响。在过去的藏族地区，只有寺庙时传授知识的场所，只有僧人掌握着“十明之学”的文化知识，这更使所有文化知识都沾上了宗教的色彩。藏医学中的解剖学就是在天葬仪式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而藏族寺庙里的壁画和唐卡上也画着藏族的科学家、学者和政治家的肖像。所以我说藏族文化是以原始苯教和佛教为依托和指导的。在藏族文学中，宗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背景，解放前的藏族作家文学中，作家在生活中都是僧侣，而在民间作品中，几乎每篇都渗入了宗教的主题和观念。
意识形态不能单独存在，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产来支持。我们定义藏族文化不能忽视这个基础性的因素。青藏高原地形复杂，有山地、湖泊、湿地和草原，但因为海拔高，不管哪种地形的自然条件都非常恶劣，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地方。人们居住和生产的地方主要是山地和草原。山地为农区，以种植大麦、豌豆、土豆等杂粮为主；草原为牧区，以游牧牦牛、马、羊为主。长期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使藏族人民变得坚强、粗犷、勤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模式对文化的影响是基础和必然的。广袤的土地，杂粮和畜牧的生产和简单加工使藏区农业技术方面的发展需求很小，人民体格健壮。而在文学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意向，如糌粑、牦牛、羊等常常出现在比喻和寓言中，在风格上也朴实粗犷。
从公元七世纪的上半叶开始，随着疆土的扩展，吐蕃与周围的邻邦联系非常紧密：东北是汉地、突厥、西域东部西北是拉达克、于阗、龟兹、喀什、北庭、小勃律、粟特、克什米尔和印度北部；南是尼泊尔；还有南诏、四川等地。他们之间除了广泛的物质产品交换。还有思想、技艺等文化的交流。政治制度、医学、建筑，包括文学的素材和创作手法等都受到了很多异域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定义中说藏族文化一直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
当然，作为受过汉文化熏陶的藏族作家，作为用汉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中肯定加入了汉语的思维和叙述的习惯，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去除的。这就是这些作品与藏语文学作品的不同，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研究的视线放在汉语文本上，就要明确我们所研究的并不是当代藏族文学的全部，而是其中没有语言障碍，由作家创作的，因此易于我们阅读理解，把握其表现主题的文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鼓励下，藏族与兄弟民族、藏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也得到
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未觉醒阶段
在55年的中国社会、文学发展史上，这一阶段的时间最长，时间从建国到七十年代末，有近30年。在这一阶段，藏族汉语文学界是寂静的，在很多研究者眼中甚至是空缺的。有人总结说：“建国以后，藏族新文学除诗歌创作外，其他各类体裁的创作，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几乎呈现空白，这和藏族悠久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传统是很不相称的。”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主要作品都是建国后十七年藏族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比如饶阶巴桑、擦珠?阿旺罗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昂旺?斯丹等。但是在这些诗人的代表诗歌作品中，我们能读到的，只有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口号或者形式化的歌颂，除了少量的作品中用“草原”、“西藏”等直接的比喻和歌颂告诉人们这些诗歌与少数民族，与藏族有关，读者根本不可能从这些诗歌中体会到藏族文化的因素。这种基调与当时全中国的文学潮流是相一致的。这些藏族诗人大多在解放前后才正式接触到汉族文学，并迅速融入了当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历史特定条件中。他们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汉族文学的模仿，创作意识中还没有藏族文化身份的意识。
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刚刚接触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们还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汉族创作的审美体系，与汉族作家是完全一致 《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与文化身份意识初探(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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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还有一些藏族学者将藏族文化定义为“五明之学”。五明之学分为大五明和小五名两种，也可以称作是“十明之学”。“小五明”指的是“诗”（词藻学）、“韵”（音律学）、“修辞”（修辞学）、“歌剧”（戏剧学）、“星算”（星算学）。“小五明”是被要求在寺庙里所有僧人都要学习的基础课程。“大五明”指的是“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大五明”是被要求在寺庙中被专攻的高层次的学科。由此可见，五明之学主要指的是知识意义上的文化，简单地用它来定义藏族文化的话，就忽视了观念形态上的文化了。同样就像我们不能说“礼、乐、射、御、书、数”就能定义中国古代文化了一样。
至于还有人将藏族文化直接称为“游牧文化”的说法，我认为更是使得藏族文化与其他邻近的文化之间在定义上没有了区别意义。
以上各种观点之所以被我否定都是因为它们概括得不全面，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单独用来定义整个的藏族文化。真正的文化，是深存于历史过程中并被这个历史自觉不自觉传承的，并且客观地存在于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而不易变易的，被人类的自觉意识发现，而且经常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溶，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先天成份中。表现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口承文化、节日文化、居室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我所定义的藏族文化，吸收了原有的概念，并且努力使它能够全面的概括藏族文化的情况：藏族文化是以原始苯教和佛教为依托和指导，建立在杂粮－牧畜生产模式上的，一直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文化。
在藏族历史上，从吐弥桑布扎创制新文字并翻译部分佛教经典上溯至聂赤赞普甚至以前，藏族社会一直是信仰原始苯教。直到现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苯教的痕迹。比如我小时候也常常看见老人们用艾蒿、柏叶、松枝煨桑，认为圣洁的桑烟可以净化一切。还有人们仍然相信山神、帐篷神的存在等等。从这些出发，苯教就间接影响了藏族人民许多方面的生活方式。对物的神化和崇拜的苯教特征，使得藏族人民产生对万物的敬畏心理，在行动上就是不伤害神山上的的一草一木，不伤害无辜的生命，对帮助人类生存下来的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怀着感恩的心情。用现代人通俗的评价标准来说就是自觉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在性格上的影响就是知恩图报，谨行诚信，温顺等。佛教进入藏区以后，逐渐和苯教相结合，形成藏传佛教，并且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和指导了藏族文化的发展。宗教仪轨、术语随着政治统治的深入为全体人民所熟悉，直至全民信教。人们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宗教观念和教义的影响。在过去的藏族地区，只有寺庙时传授知识的场所，只有僧人掌握着“十明之学”的文化知识，这更使所有文化知识都沾上了宗教的色彩。藏医学中的解剖学就是在天葬仪式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而藏族寺庙里的壁画和唐卡上也画着藏族的科学家、学者和政治家的肖像。所以我说藏族文化是以原始苯教和佛教为依托和指导的。在藏族文学中，宗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背景，解放前的藏族作家文学中，作家在生活中都是僧侣，而在民间作品中，几乎每篇都渗入了宗教的主题和观念。
意识形态不能单独存在，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产来支持。我们定义藏族文化不能忽视这个基础性的因素。青藏高原地形复杂，有山地、湖泊、湿地和草原，但因为海拔高，不管哪种地形的自然条件都非常恶劣，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地方。人们居住和生产的地方主要是山地和草原。山地为农区，以种植大麦、豌豆、土豆等杂粮为主；草原为牧区，以游牧牦牛、马、羊为主。长期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使藏族人民变得坚强、粗犷、勤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模式对文化的影响是基础和必然的。广袤的土地，杂粮和畜牧的生产和简单加工使藏区农业技术方面的发展需求很小，人民体格健壮。而在文学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意向，如糌粑、牦牛、羊等常常出现在比喻和寓言中，在风格上也朴实粗犷。
从公元七世纪的上半叶开始，随着疆土的扩展，吐蕃与周围的邻邦联系非常紧密：东北是汉地、突厥、西域东部西北是拉达克、于阗、龟兹、喀什、北庭、小勃律、粟特、克什米尔和印度北部；南是尼泊尔；还有南诏、四川等地。他们之间除了广泛的物质产品交换。还有思想、技艺等文化的交流。政治制度、医学、建筑，包括文学的素材和创作手法等都受到了很多异域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定义中说藏族文化一直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
当然，作为受过汉文化熏陶的藏族作家，作为用汉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中肯定加入了汉语的思维和叙述的习惯，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去除的。这就是这些作品与藏语文学作品的不同，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研究的视线放在汉语文本上，就要明确我们所研究的并不是当代藏族文学的全部，而是其中没有语言障碍，由作家创作的，因此易于我们阅读理解，把握其表现主题的文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鼓励下，藏族与兄弟民族、藏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也得到
体现。但是，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当代中国55年的社会发展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猛然出现的，它的发展经历了未觉醒、初显、深入三个阶段。
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未觉醒阶段
在55年的中国社会、文学发展史上，这一阶段的时间最长，时间从建国到七十年代末，有近30年。在这一阶段，藏族汉语文学界是寂静的，在很多研究者眼中甚至是空缺的。有人总结说：“建国以后，藏族新文学除诗歌创作外，其他各类体裁的创作，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几乎呈现空白，这和藏族悠久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传统是很不相称的。”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主要作品都是建国后十七年藏族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比如饶阶巴桑、擦珠?阿旺罗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昂旺?斯丹等。但是在这些诗人的代表诗歌作品中，我们能读到的，只有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口号或者形式化的歌颂，除了少量的作品中用“草原”、“西藏”等直接的比喻和歌颂告诉人们这些诗歌与少数民族，与藏族有关，读者根本不可能从这些诗歌中体会到藏族文化的因素。这种基调与当时全中国的文学潮流是相一致的。这些藏族诗人大多在解放前后才正式接触到汉族文学，并迅速融入了当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历史特定条件中。他们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汉族文学的模仿，创作意识中还没有藏族文化身份的意识。
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刚刚接触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们还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汉族创作的审美体系，与汉族作家是完全一致 《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与文化身份意识初探(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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