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
前一例，“知不知道”是“知道不知道”的结构移变。这一说法，有“破词”的嫌疑，因此有学者提出过
批评。然而，汉语语法的趋简性有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根本不管是否破词的理论，人们就是喜欢使用“可不可
以”“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喜不喜欢”这一类的结构槽。中间一例，“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由“
四年就是当了一任美国总统的时间”移变而成，“尽可能”地压缩掉了不少语词。由于背景明确，因而意思清
楚，而且显得俏皮。后一例，“一刀切开”指的是用手术刀把腹切开，把孩子取出来。压缩掉的语词更多，更
体现了尽可能经济简练的原则。
近来有个“吃床饭”的说法。例如：
(21)倒是袁副局长解了围，说：“我看就吃床饭。”
“吃床饭？”大家一脸的问号。
袁副局长不紧不慢地把“吃床饭”的吃“法”道了出来。“吃床饭”就是在发票上提高住宿费，把剩余部
分的钱，用来当伙食。
大家听了都说“吃床饭”这法子好。
仅仅“吃床饭”三个字，容纳了多少内容！由于有明确的交代，它的意思是清楚的。如果使用久了，大家
都熟悉了，就会像“吃筷子”之类一样，人们不会有“一脸的问号”的。
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前511-前479）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言辞
足以达意就够了。所谓“辞达而已”，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语用原则。后来，《世说新语·文学》主
张：“辞约而旨达”。再后来，苏轼(1037-1101)也指出：“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
推官书》）。可见，汉语的遣词造句，汉语语法结构的使用和发展，深受语用原则的影响。这一点自古如此，
反映了汉族人使用汉语的共同心态。
（三）趋简与兼容，增加了研究难度
语法结构形式和语法结构涵义，如果总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自然容易描写，容易说明。然而，汉语的
许多语法结构，由于形式的趋简而合一，由于语义的兼容而繁复，于是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研究汉语语
法结构，往往可以看到：一般与特殊同现，正规与异常共存，清晰与模糊俱在。
首先是一般与特殊同现。以存现句中的动宾结构槽来说，其中的宾语一般是不确指的。比如“山那边来了
两个人”，“两个人”并不确指张三李四。但是，也有特殊现象。例如：
(22)那里果真坐着苏廉和王若姬。（晓苏《黑色背景》，《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84页）上例的宾语是
确指的。规律性何在，如何解释？
其次是正规与异常共存。以“X里”和“X中”这两个结构槽来说：如果是动词，通常进入“X中”的结构
槽，比如“谈判中，审议中，手术中”，不说“谈判里，治疗里，手术里”，这是正规情况。然而，也有这样
的现象：
(23)如今这小子竟然有胆回国，只能往死里整治他。（梅毅《赫尔辛基的逃亡》，《中篇小说选刊》1996
年第1期173页）“往死里整治”，“死”是动词，但只能说“死里”，不能说“死中”，这便是个别的异常情
况了。规律性何在，如何描写？
再次是清晰与模糊俱在。在一个结构槽所兼容的种种语义关系中，可能有的是清晰的或相对清晰的，有的
是模糊的或相对模糊的。以“NN地VP”这个结构槽来说，比较：
烟头纸屑地扔了一地。
烟头纸屑地弄得屋子乱糟糟的。
烟头纸屑地满地都是。
前一例，“烟头纸屑”和“扔”关系清晰，它们在逻辑上有直接的动宾关系；中间一例，“烟头纸屑”和
“弄”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动宾关系，它们之间压缩掉了一些东西，关系略显模糊；后一例，“烟头纸屑”
和“满地都是”之间，压缩掉的东西更多，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了。规律性何在，如何分析？
其实，以上的概括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具体事实，还可以遇到各有特殊
性的麻烦。比方说，一般以为，动词重叠形式后边不会再出现结果补语。可是，据储泽祥(1994)，《红楼梦》
《儿女英雄传》里就已发现了这样的说法：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5)这个话，你们姐儿俩竟会明白了？难道这个什么“右传”“左传”的，你们也会转转清楚了？（文康
《儿女英雄传·下》603页，上海书店1984年）
“洗洗清”“转转清楚”都是“动词重叠形式＋结果补语”。近年来，这样的用法渐渐多了起来：
(26)你的头有点乱了，让我替你做做好。（徐卓人《秀发》，《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100页）
(27)他们这是干的什么事嘛！我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孙春平《古辘吱嘎》，《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
6期144页）
1996年7、8月间的一个晚上，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乒乓球两位女选手的擂台赛，笔者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
(28)桌面上有了汗水，服务员跑上去揩一揩干净。（中央电视台乒乓球赛解说人的口头说法）
这里动词重叠式中还多了一个“一”字。所有这类现象的形成，恐怕也是来自趋简性的结构移变：“做做
”和“做好”一压缩，就成为“做做好”；“揩一揩”和“揩干净”一压缩，就成为“揩揩干净”。然而，这
么一来，动补结构槽自然就更加复杂了。
总之，趋简和兼容，减法和加法，增加了汉语语法结构分析的难度。趋简程度越大，兼容内容越多，线索
就越杂错，头绪就越纷乱，因而分析就越困难。
四 结束语
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第3页)，还必须分门别类更加细致地弄清楚各种各样的事实，
做好事实发掘的工作。
目前，事实的发掘仍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起码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第二，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
第三，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第四，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事实
发掘的程度，反映研究的深度。离开了事实的发掘，谈不上理论的建树，也谈不上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1953)语法讲话，《中国语文》第1期。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1956)《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中华书局。
陆宗达(1956)关于语法规范化的问题，《现代汉语规 《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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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然而，汉语语法的趋简性有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根本不管是否破词的理论，人们就是喜欢使用“可不可
以”“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喜不喜欢”这一类的结构槽。中间一例，“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由“
四年就是当了一任美国总统的时间”移变而成，“尽可能”地压缩掉了不少语词。由于背景明确，因而意思清
楚，而且显得俏皮。后一例，“一刀切开”指的是用手术刀把腹切开，把孩子取出来。压缩掉的语词更多，更
体现了尽可能经济简练的原则。
近来有个“吃床饭”的说法。例如：
(21)倒是袁副局长解了围，说：“我看就吃床饭。”
“吃床饭？”大家一脸的问号。
袁副局长不紧不慢地把“吃床饭”的吃“法”道了出来。“吃床饭”就是在发票上提高住宿费，把剩余部
分的钱，用来当伙食。
大家听了都说“吃床饭”这法子好。
仅仅“吃床饭”三个字，容纳了多少内容！由于有明确的交代，它的意思是清楚的。如果使用久了，大家
都熟悉了，就会像“吃筷子”之类一样，人们不会有“一脸的问号”的。
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前511-前479）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言辞
足以达意就够了。所谓“辞达而已”，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语用原则。后来，《世说新语·文学》主
张：“辞约而旨达”。再后来，苏轼(1037-1101)也指出：“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
推官书》）。可见，汉语的遣词造句，汉语语法结构的使用和发展，深受语用原则的影响。这一点自古如此，
反映了汉族人使用汉语的共同心态。
（三）趋简与兼容，增加了研究难度
语法结构形式和语法结构涵义，如果总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自然容易描写，容易说明。然而，汉语的
许多语法结构，由于形式的趋简而合一，由于语义的兼容而繁复，于是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研究汉语语
法结构，往往可以看到：一般与特殊同现，正规与异常共存，清晰与模糊俱在。
首先是一般与特殊同现。以存现句中的动宾结构槽来说，其中的宾语一般是不确指的。比如“山那边来了
两个人”，“两个人”并不确指张三李四。但是，也有特殊现象。例如：
(22)那里果真坐着苏廉和王若姬。（晓苏《黑色背景》，《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84页）上例的宾语是
确指的。规律性何在，如何解释？
其次是正规与异常共存。以“X里”和“X中”这两个结构槽来说：如果是动词，通常进入“X中”的结构
槽，比如“谈判中，审议中，手术中”，不说“谈判里，治疗里，手术里”，这是正规情况。然而，也有这样
的现象：
(23)如今这小子竟然有胆回国，只能往死里整治他。（梅毅《赫尔辛基的逃亡》，《中篇小说选刊》1996
年第1期173页）“往死里整治”，“死”是动词，但只能说“死里”，不能说“死中”，这便是个别的异常情
况了。规律性何在，如何描写？
再次是清晰与模糊俱在。在一个结构槽所兼容的种种语义关系中，可能有的是清晰的或相对清晰的，有的
是模糊的或相对模糊的。以“NN地VP”这个结构槽来说，比较：
烟头纸屑地扔了一地。
烟头纸屑地弄得屋子乱糟糟的。
烟头纸屑地满地都是。
前一例，“烟头纸屑”和“扔”关系清晰，它们在逻辑上有直接的动宾关系；中间一例，“烟头纸屑”和
“弄”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动宾关系，它们之间压缩掉了一些东西，关系略显模糊；后一例，“烟头纸屑”
和“满地都是”之间，压缩掉的东西更多，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了。规律性何在，如何分析？
其实，以上的概括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具体事实，还可以遇到各有特殊
性的麻烦。比方说，一般以为，动词重叠形式后边不会再出现结果补语。可是，据储泽祥(1994)，《红楼梦》
《儿女英雄传》里就已发现了这样的说法：
(24)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一来，你们也洗洗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133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5)这个话，你们姐儿俩竟会明白了？难道这个什么“右传”“左传”的，你们也会转转清楚了？（文康
《儿女英雄传·下》603页，上海书店1984年）
“洗洗清”“转转清楚”都是“动词重叠形式＋结果补语”。近年来，这样的用法渐渐多了起来：
(26)你的头有点乱了，让我替你做做好。（徐卓人《秀发》，《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100页）
(27)他们这是干的什么事嘛！我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孙春平《古辘吱嘎》，《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
6期144页）
1996年7、8月间的一个晚上，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乒乓球两位女选手的擂台赛，笔者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
(28)桌面上有了汗水，服务员跑上去揩一揩干净。（中央电视台乒乓球赛解说人的口头说法）
这里动词重叠式中还多了一个“一”字。所有这类现象的形成，恐怕也是来自趋简性的结构移变：“做做
”和“做好”一压缩，就成为“做做好”；“揩一揩”和“揩干净”一压缩，就成为“揩揩干净”。然而，这
么一来，动补结构槽自然就更加复杂了。
总之，趋简和兼容，减法和加法，增加了汉语语法结构分析的难度。趋简程度越大，兼容内容越多，线索
就越杂错，头绪就越纷乱，因而分析就越困难。
四 结束语
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第3页)，还必须分门别类更加细致地弄清楚各种各样的事实，
做好事实发掘的工作。
目前，事实的发掘仍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起码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第二，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
第三，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第四，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事实
发掘的程度，反映研究的深度。离开了事实的发掘，谈不上理论的建树，也谈不上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1953)语法讲话，《中国语文》第1期。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1956)《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中华书局。
陆宗达(1956)关于语法规范化的问题，《现代汉语规 《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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