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秉新《长沙楚帛书文字考释辩正》(1988)（注：《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1982年2月。）等。这些论著或考疑难字，或综述研究历史与现状，或通释全文，都各有可观。
　　李零的《长沙子弹库帛书研究》是成书较早，多有创获的一部楚帛书研究专著(1985)。
　　李学勤对楚帛书研究有很大贡献。这个时期又有《论楚帛书中的天象》(1982)、《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1984)（注：《楚史研究初集》湖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长沙楚帛书通论》(1987)（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1987年1月。）、《再论楚帛书十二神(1987)（注：《湖南考古辑刊》第四辑，1987年10月。）等文章，阐发了对帛书内容的新见。文章虽然不以考释文字为主，但在重新做的一些释文和注解中，也多有新意。
　　饶宗颐对楚帛书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起几十年不懈探索。从《帛书解题》(1954)、《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楚缯书疏证》(1968)到《楚帛书新证》(1990)（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不断吸收新成果，不断有新发明。其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注：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一书中，蔚为大观。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曾宪通的《楚帛书研究述要》(1993)（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和《楚帛书文字编》(1993)（注：《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作结。前者是对楚帛书问世以来五十多年研究的综述，文后附有研究简目，甚便读者；后者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识字水平。该字编摹写精美，收字齐全，体例谨严，不仅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成果，而且多有创见。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楚简公布，人们对楚文字的认识更为深入，帛书中的一些疑难字也得已破解。李零《楚帛书与“式”图》(1991)（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刘钊《说“”、“＠(22)”二字来源并谈楚帛书“ｗàｎ＠(23)”、“éｒ＠(24)”二字的读法》(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10期。），冯时《楚帛书研究三题》(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吴振武《楚帛书“＠(25)步”解》(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曾宪通《楚帛书文字新订》(1999)（注：《中国古文宇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杜，1999年6月。）都是新的收获。
　　楚帛书还有一些残片存世。商志＠(26)在《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片》(1992)（注：《文物》1992年第11期。）一文中公布了一部分。在此之前，李学勤已有《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1990)（注：《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第二帛书的存在。《试论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1992)（注：《文物》1990年第11期。）对公布残片的内容及性质进行了探讨。惜这些残片面积太小、文字不多。我们期盼着海内外收藏的“第二帛书”能早日公布。
　　楚帛书经过五十多年的研究，照片或摹写的文本已很清晰准确，模糊不清的文字已经不多，尚无定论的疑难字已所剩无几，甲、乙、丙三篇文字都能通读。将来对个别疑难字的考释须和其它楚文字材料密切结合，对其内容的理解也需密切结合新出土楚文献，尤其是楚简日书。
　　　　三　楚简文字研究综述
　　在现在公布的出土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丰富的。
　　五十年代在长沙仰天湖、杨家湾、五里牌发现的三批楚简，保存均不很好，内容都是遣册。其中仰天湖简文字较多，字迹也较清晰，在当时已是重要的发现。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主要是楚帛书和一些楚铜器铭文，数量无多，且楚帛书的研究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遣册所记皆为名物，内容与帛书等完全不同，所以许多字未能正确释出，对楚简内容也仅是初步研究。罗福颐《谈长沙发现的战国楚简》(1954)（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史树清《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1955)（注：群联出版社，1955。）、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1955)（注：《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1955。）、陈直《楚简解要》(1957)（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等文，筚路蓝缕，是楚简研究的良好开端。
　　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是重大发现。墓中所出竹书虽然全部残损，多为碎片，但首次见到战国竹书实物依然令人振奋。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1957)（注：《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及时地介绍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有关上述竹简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主要有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1972)（注：《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1976)（注：《文物》1976年第6期。），《信阳楚简考释（五篇）》(1973)（注：《考古学报》1973年第1

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27)”之字》(1983)（注：《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彭浩《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这些文章以释字为核心，通读了一些简文，解决了一些疑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究其原因，一是信阳简文字较多，大都比较清楚，有辞例可寻；二是通过对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积累了一些可资比较的知识。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对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楚简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一些摹本和考释成果虽然没有及时发表，但以油印本的形式，在部分学者间流传，广有影响。商承祚《战国楚简汇编》(1995)（注：齐鲁书社，1995。）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九十年代，楚简研究开始全面兴盛。
　　一、新材料的公布是楚文字兴盛的直接动因。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重要材料没有及时公布，研究者限于一个很小的学术圈里。进入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公布十分及时，这就让没有机会接触实物的广大学者有机会投入研究中。1989年曾侯乙墓竹简（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1991年包山楚简（注：荆州博物馆《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1995年九店楚简（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科学出版社，199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1998年郭店楚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2001年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一）（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让学者眼界大开。这个时期，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也得以公布。正在整理中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注：朱渊清整理《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湖南慈利楚简（注：湖南文物所、慈利文管所《湖南慈利石坂村二十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期。）、河南新蔡楚简（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更激发着研究者探求的热望。这些材料的及时公布，嘉惠学林、首著大功，遍受赞赏。其中包山简，郭店简公布的及时，上博简技术处理的精美尤为人称道。
　　二、一些高水平的释文和注释，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德熙、袭锡圭，李家浩的《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1987年定稿，1995年出版）（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ｚｈǒｎｇ＠(28)楚墓》附录2。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见《曾侯乙墓》附录1。1999。），李家浩的九店竹简的《释文与考释》(2000)（注：见《九店楚简》。）是其中的精品。北大的这三位学者在楚简的整理和考释方面，成就卓越。彭浩等人的《郭店楚简》（注：见《郭店楚墓竹简》。）的释文与注释也作得很好，言简意赅、充分吸收了当时的释字成果，再加上裘锡圭按语，更如锦上添花。
　　三、涌现出一大批考释文章，新人倍出。 《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