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注：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涌现出大量优质论著，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著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著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字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胡光炜连撰《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1934)（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1934)（注：《国风》第5卷8、9合期。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等考释文章；唐兰著有《寿县出土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4。又载《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刘节的《楚器图释》(1935)（注：北京图书馆考古专集（第二种），1935。）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书。但由于这批铜器系盗掘出土，收藏分散，铭文都较简短及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极少等原因，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熙（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刘节（注：《古史存考》1958。）、王仁聪（注：《考古》1972年第6期。）、郝本性（注：《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陈秉新（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荆楚书社1987。）、何琳仪（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李家浩（注：《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学者续有考释。其中朱德熙《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1954)等文多有创获，“集”字之释，“王后”之说均为不易之论。
楚铜器铭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是：1957年至1961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两枚鄂君ｑǐ＠①舟节和两枚鄂君ｑǐ＠①ｃｈē＠②节，ｃｈē＠②节铭文146字，舟节铭文更长达163字。这些战国中期的楚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撰文讨论。以考释文字为主的文章主要有郭沫若《鄂君ｑǐ＠①节文的研究》（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于省吾《鄂君ｑǐ＠①节考释》(1963)（注：《考古》1963年第8期。），商承祚《鄂君ｑǐ＠①节考》（注：《文物菁华》，第二辑。）、《谈鄂君ｑǐ＠①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注：《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朱德熙、李家浩《鄂君ｑǐ＠①节考（八篇）》(1989)（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等。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1980)（注：《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又载《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吴振武《鄂君ｑǐ＠①节“＠③”字解》(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李零《古文字杂识》(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等文章分别释出“市”、“＠④”、“就”这些重要而难度极大的字，对正确理解节文有重要作用。
楚铜器铭文的第三次发现是七十年代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⑤氏家族铜器群。出土的王子午鼎、王ｓūｎ＠⑥诰钟、＠⑦钟等长篇铭文大大丰富了春秋楚文字的内容，这不仅加深了对楚文字的认识，而且为辩正一些误列他国的楚器铭文提供了依据。
在发掘报告出版(1991)（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前后，赵世纲(1998)（注：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李零（1981、1996）（注：李零《“楚叔之孙＠⑧”究竟是谁》，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伍士谦(1984)（注：伍士谦《王子午鼎王孙诰钟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张亚初(1985（注：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及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4期。）等人著文讨论，或释读部分铭文，或探求墓葬主人，多有收获。
王ｓūｎ＠⑥遗＠⑨钟旧称王孙遗者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定为徐器。由于它与王ｓūｎ＠⑥诰钟的文例、书体基本一致，刘翔(1983)（注：刘翔《王孙遗者钟新释》，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孙启康(1983)（注：孙启康《楚器王孙遗者钟考辩》，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刘彬徽(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均指出其当为楚器。李家浩对淅川下寺楚墓铜器铭文有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⑦钟铭文考释》(1998)（注：《北大中文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释出“舌”、“奏”等疑难字的基础上通释了全文。2002年6月在吉林大学做了题为“楚国ｗěｉ＠⑩氏铜器铭文研究”的名家讲座，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旧释“王孙遗者”的“者”应是“＠⑨”字，并指出“王孙遗＠⑨”即《左传》中的“ｗěｉ＠⑩艾ｌｉè＠(11)”，“王孙诰”即“ｗěｉ＠⑩敖”，亦即“叔孙敖”。二人为兄弟，同为楚庄王时人，均是王子
有两篇宋代出土、后来器物失传，只有拓片传世的重要的楚国铜器铭文，在消失千百年后又有同铭器物重见天日，一件是楚公逆钟，一件是楚王＠(12)章ｚｈōｎｇ＠(13)。
楚公逆钟不仅原器失传，而且著录它的《复斋钟鼎款识》原书也毁于大火。今本为清代阮元翻刻，字形多有失真。此器孙诒让（注：孙诒让《古籍拾遗》中·七。）、王国维（注：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载《观堂集林》。）都有考释，但都无法通读，颇多误解。后经李零(1993)（注：李零《楚公逆ｂó＠(14)》。《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黄锡全(1991)（注：黄锡全《楚公逆ｂó＠(14)铭文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曹锦炎(1992)（注：曹锦炎《楚“公逆”ｂó＠(14)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 《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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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注：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涌现出大量优质论著，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著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著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字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胡光炜连撰《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1934)（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1934)（注：《国风》第5卷8、9合期。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等考释文章；唐兰著有《寿县出土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4。又载《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刘节的《楚器图释》(1935)（注：北京图书馆考古专集（第二种），1935。）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书。但由于这批铜器系盗掘出土，收藏分散，铭文都较简短及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极少等原因，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熙（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刘节（注：《古史存考》1958。）、王仁聪（注：《考古》1972年第6期。）、郝本性（注：《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陈秉新（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荆楚书社1987。）、何琳仪（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李家浩（注：《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学者续有考释。其中朱德熙《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1954)等文多有创获，“集”字之释，“王后”之说均为不易之论。
楚铜器铭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是：1957年至1961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两枚鄂君ｑǐ＠①舟节和两枚鄂君ｑǐ＠①ｃｈē＠②节，ｃｈē＠②节铭文146字，舟节铭文更长达163字。这些战国中期的楚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撰文讨论。以考释文字为主的文章主要有郭沫若《鄂君ｑǐ＠①节文的研究》（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于省吾《鄂君ｑǐ＠①节考释》(1963)（注：《考古》1963年第8期。），商承祚《鄂君ｑǐ＠①节考》（注：《文物菁华》，第二辑。）、《谈鄂君ｑǐ＠①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注：《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朱德熙、李家浩《鄂君ｑǐ＠①节考（八篇）》(1989)（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等。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1980)（注：《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又载《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吴振武《鄂君ｑǐ＠①节“＠③”字解》(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李零《古文字杂识》(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等文章分别释出“市”、“＠④”、“就”这些重要而难度极大的字，对正确理解节文有重要作用。
楚铜器铭文的第三次发现是七十年代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⑤氏家族铜器群。出土的王子午鼎、王ｓūｎ＠⑥诰钟、＠⑦钟等长篇铭文大大丰富了春秋楚文字的内容，这不仅加深了对楚文字的认识，而且为辩正一些误列他国的楚器铭文提供了依据。
在发掘报告出版(1991)（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前后，赵世纲(1998)（注：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李零（1981、1996）（注：李零《“楚叔之孙＠⑧”究竟是谁》，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伍士谦(1984)（注：伍士谦《王子午鼎王孙诰钟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张亚初(1985（注：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及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4期。）等人著文讨论，或释读部分铭文，或探求墓葬主人，多有收获。
王ｓūｎ＠⑥遗＠⑨钟旧称王孙遗者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定为徐器。由于它与王ｓūｎ＠⑥诰钟的文例、书体基本一致，刘翔(1983)（注：刘翔《王孙遗者钟新释》，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孙启康(1983)（注：孙启康《楚器王孙遗者钟考辩》，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刘彬徽(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均指出其当为楚器。李家浩对淅川下寺楚墓铜器铭文有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⑦钟铭文考释》(1998)（注：《北大中文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释出“舌”、“奏”等疑难字的基础上通释了全文。2002年6月在吉林大学做了题为“楚国ｗěｉ＠⑩氏铜器铭文研究”的名家讲座，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旧释“王孙遗者”的“者”应是“＠⑨”字，并指出“王孙遗＠⑨”即《左传》中的“ｗěｉ＠⑩艾ｌｉè＠(11)”，“王孙诰”即“ｗěｉ＠⑩敖”，亦即“叔孙敖”。二人为兄弟，同为楚庄王时人，均是王子
午的人。一字妙释，使得许多问题豁然贯通。把这批铜器的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有两篇宋代出土、后来器物失传，只有拓片传世的重要的楚国铜器铭文，在消失千百年后又有同铭器物重见天日，一件是楚公逆钟，一件是楚王＠(12)章ｚｈōｎｇ＠(13)。
楚公逆钟不仅原器失传，而且著录它的《复斋钟鼎款识》原书也毁于大火。今本为清代阮元翻刻，字形多有失真。此器孙诒让（注：孙诒让《古籍拾遗》中·七。）、王国维（注：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载《观堂集林》。）都有考释，但都无法通读，颇多误解。后经李零(1993)（注：李零《楚公逆ｂó＠(14)》。《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黄锡全(1991)（注：黄锡全《楚公逆ｂó＠(14)铭文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曹锦炎(1992)（注：曹锦炎《楚“公逆”ｂó＠(14)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 《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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