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颠覆的倒错
于批量复制出“有用的”产品用以交换，从而实现商业价值，这让我们联想到“批量生产”和“经济规模”这类经济学概念。这里的关键是，在复制性的商业思维中，文化生产行为的创造性和产品本身所包含的精神价值是被漠视的，它们的存在意义只系于其有用性(utilité)或赢利性(rentabilité)。受到这种功利原则的窒息，生产者在文化产品的繁殖过程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其自身的价值因而被漠视或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将巴特所揭露的“繁殖”与当代社会的异化联系起来。（注：参见：Thomas Pavel,S/Z:utopie et ascèse,in Communications,No 63,p.163。）在与生产者相对的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的接受者（读者）的精神自由同时也被阉割了：因为读者“不能亲自参与游戏，完全进入到能指的欣悦魅力之中，进入到写作的快感之中，对他而言剩下的只是接受或拒绝文本的可怜自由。”（注：Roland Barthes,S/Z,Seuil,1970,p.10.）这一景象非常近似于当代消费文化的另一个典型：面对电视屏幕提供的画面、尤其是广告画面，手握遥控器的观众的可怜自由就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精神自由也被完全漠视了，巴特在《S/Z》中戏谑地将这样的文化消费称作“最后通牒”。
如何抗拒或者至少逃避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陈词滥调以及貌似真理实则为重复了千遍的谎言？如何恢复语言的隐喻本性、创造性和诗意？这个问题成了罗兰·巴特后期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构思于1968-1969年的《S/Z》中，他通过解构现实主义小说的制度化意识形态指出了复数(le pluriel)的可能与必须。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966-1969)，他在继三次日本之旅之后撰写的《符号帝国》中，进一步提出了作为复数思想自然延伸的另一种抵抗策略，那就是倒错写作。巴特在参加让－雅克·勃劳希耶访谈时曾说，自《符号帝国》之后直至当时刚出版的《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中的某些片断，都具有倒错写作的性质。事实上，这种倒错写作的尝试一直持续到1980年巴特因车祸去世，构成了他晚期文本的基本特征。
巴特敏锐地意识到，在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环境中，任何语言都面临被重复、固化的危险，因为“一切语言一旦被重复就成了旧语言”，而旧语言意味着固化的所指、真理，正如于莉亚·克里斯特娃所言：“一切已完成的陈述都要冒成为意识形态的风险”，因此，巴特阐发的倒错写作特别强调语言的新(le Nouveau du langage)，也就是语言的非复制性：“我写作，因为我不想要现成的词语：通过逃避的方式摆脱。”而“要逃避当代社会的异化，只剩下这惟一一条途径：逃逸在它前面。”（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56.）这里所说的“逃逸在它的前面”，是指在被当代文化的机械复制抓住、固化之前就逃逸，不断保持最新、最超前的状态，这就是巴特之所以推崇现代性(la modernité)的真正用意：他所说的现代性并非现代（工业化时代）／后现代（后工业化时代）之分中的现代性，而是特指任何时代最为先锋的尚未被文化、意识形态收编的能指特性。在这个严肃的意义上，“新不是一种时髦，而是一种价值，是一切（社会文化）批评的基础：我们今天对世界的评价，至少不再直接取决于高贵与鄙俗的对立，如同尼采所做的那样，而是取决于旧与新的对立。”（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p.55-56.）
由此产生了两种文本的区分：一是愉悦的文本(texte de plaisir)，二是迷醉的文本(texte de jouissance)。按照罗兰·巴特的定义，plaisir意为contentement，即一般意义上的满足、愉悦、快感，而jouissance则特指性高潮时的évanouissement（昏厥、昏迷），即全身心迷失沉醉于其中的状态。（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29.）据此，plaisir似可译为愉悦，而jouissance则可以译作迷醉。这个中文
在与迷醉的文本相对而言时，愉悦的文本指不具备巴特所说的现代性的古典作品，例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如同有“正常”性欲之人（异性恋者）在观看脱衣舞时渴望从眼球直奔“主题”（性器官）一样，古典作品的读者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了解故事的结局。因此，他们很少会逐字逐句读到故事结束，对情节进展的渴望促使他们跳过那些预示“乏味”的段落（描写、解释、评论、对话），专挑最精彩之处阅读。巴特不无幽默地比喻说，这就好比夜总会里的看客忍不住跳上舞台，迫不及待将舞女的衣衫剥光。古典叙事的愉悦，就是由这种阅读与跳跃的节奏所构成。
与愉悦文本的读者相反，迷醉文本的读者没有（了解故事结局的）认知目的，他的阅读“紧贴文本，专心而激动”，吸引这种阅读的，不是情节佚事，而是“将种种语言切分开来的空隙之处”，“不是（逻辑）的外延，不是对真相的摘取，而是意指过程的层层重叠”。（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20.）如果说愉悦文本的读者是“直奔情节的关键处”而忽略语言的游戏（意指过程）的话，那么迷醉文本的读者则恰好相反，他不关心内容、意义，而是醉心于语言的空隙处（意指过程的层层重叠处），这就如同倒错者所着迷的，不是彻底去除衣衫之后的脱衣舞女及其“主题”，而是“衣衫缝隙间那若隐若现之肌肤”。
类似于这种倒错的读者，迷醉文本的作者（现代性作家）也是倒错者，他的写作行为像同性恋一样没有生殖目的，因而不具有赢利性：“写作在今天是一种不为任何目的的支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倒错行为，无法作收支计算，并且总是超越了人们要求它提供的种种有用性。”（注：Roland Barthes,Entretien avec Jacques chancel,(Euvres complètes,tome Ⅲ,Seuil,1994,p.356.）虽然写作和出书从属于出版市场，从属于一种经济，但是“写作中总有某种‘更多之物’超越了这种赢利性，那就是‘不为什么’”，它定义了‘写作的迷醉’”。在巴特的设想中，真正的现代性作家“处在交换之外，沉潜于非盈利和禅宗的无所得(le mushotoku zen)之中，除了词语的倒错性迷醉之外不想获取任何 《被颠覆的倒错(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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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抗拒或者至少逃避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陈词滥调以及貌似真理实则为重复了千遍的谎言？如何恢复语言的隐喻本性、创造性和诗意？这个问题成了罗兰·巴特后期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构思于1968-1969年的《S/Z》中，他通过解构现实主义小说的制度化意识形态指出了复数(le pluriel)的可能与必须。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966-1969)，他在继三次日本之旅之后撰写的《符号帝国》中，进一步提出了作为复数思想自然延伸的另一种抵抗策略，那就是倒错写作。巴特在参加让－雅克·勃劳希耶访谈时曾说，自《符号帝国》之后直至当时刚出版的《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中的某些片断，都具有倒错写作的性质。事实上，这种倒错写作的尝试一直持续到1980年巴特因车祸去世，构成了他晚期文本的基本特征。
巴特敏锐地意识到，在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环境中，任何语言都面临被重复、固化的危险，因为“一切语言一旦被重复就成了旧语言”，而旧语言意味着固化的所指、真理，正如于莉亚·克里斯特娃所言：“一切已完成的陈述都要冒成为意识形态的风险”，因此，巴特阐发的倒错写作特别强调语言的新(le Nouveau du langage)，也就是语言的非复制性：“我写作，因为我不想要现成的词语：通过逃避的方式摆脱。”而“要逃避当代社会的异化，只剩下这惟一一条途径：逃逸在它前面。”（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56.）这里所说的“逃逸在它的前面”，是指在被当代文化的机械复制抓住、固化之前就逃逸，不断保持最新、最超前的状态，这就是巴特之所以推崇现代性(la modernité)的真正用意：他所说的现代性并非现代（工业化时代）／后现代（后工业化时代）之分中的现代性，而是特指任何时代最为先锋的尚未被文化、意识形态收编的能指特性。在这个严肃的意义上，“新不是一种时髦，而是一种价值，是一切（社会文化）批评的基础：我们今天对世界的评价，至少不再直接取决于高贵与鄙俗的对立，如同尼采所做的那样，而是取决于旧与新的对立。”（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p.55-56.）
由此产生了两种文本的区分：一是愉悦的文本(texte de plaisir)，二是迷醉的文本(texte de jouissance)。按照罗兰·巴特的定义，plaisir意为contentement，即一般意义上的满足、愉悦、快感，而jouissance则特指性高潮时的évanouissement（昏厥、昏迷），即全身心迷失沉醉于其中的状态。（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29.）据此，plaisir似可译为愉悦，而jouissance则可以译作迷醉。这个中文
译词中的“迷”可以理解为解除了理性、超我控制，“醉”，则可以解释为主体听凭快感将自己掳获征服并陶醉其中。巴特原本希望找到一个词能同时包含愉悦和迷醉这两方面的意义，但是法语中却没有这样一个词，因此他只能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在愉悦与迷醉之间不断转换。在相对于压抑欲望的理性、超我意义上，巴特使用愉悦这一广义的概念（这时它大于并包含了迷醉）以表示对欲望、享乐主义的肯定；但是，当愉悦与迷醉两者相对而言时，则愉悦专指正常（一般）情况下的快感，而迷醉特指反常（倒错）状态下的性高潮体验。我们将会注意到，巴特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尤其强调的是后一种区分。
在与迷醉的文本相对而言时，愉悦的文本指不具备巴特所说的现代性的古典作品，例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如同有“正常”性欲之人（异性恋者）在观看脱衣舞时渴望从眼球直奔“主题”（性器官）一样，古典作品的读者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了解故事的结局。因此，他们很少会逐字逐句读到故事结束，对情节进展的渴望促使他们跳过那些预示“乏味”的段落（描写、解释、评论、对话），专挑最精彩之处阅读。巴特不无幽默地比喻说，这就好比夜总会里的看客忍不住跳上舞台，迫不及待将舞女的衣衫剥光。古典叙事的愉悦，就是由这种阅读与跳跃的节奏所构成。
与愉悦文本的读者相反，迷醉文本的读者没有（了解故事结局的）认知目的，他的阅读“紧贴文本，专心而激动”，吸引这种阅读的，不是情节佚事，而是“将种种语言切分开来的空隙之处”，“不是（逻辑）的外延，不是对真相的摘取，而是意指过程的层层重叠”。（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20.）如果说愉悦文本的读者是“直奔情节的关键处”而忽略语言的游戏（意指过程）的话，那么迷醉文本的读者则恰好相反，他不关心内容、意义，而是醉心于语言的空隙处（意指过程的层层重叠处），这就如同倒错者所着迷的，不是彻底去除衣衫之后的脱衣舞女及其“主题”，而是“衣衫缝隙间那若隐若现之肌肤”。
类似于这种倒错的读者，迷醉文本的作者（现代性作家）也是倒错者，他的写作行为像同性恋一样没有生殖目的，因而不具有赢利性：“写作在今天是一种不为任何目的的支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倒错行为，无法作收支计算，并且总是超越了人们要求它提供的种种有用性。”（注：Roland Barthes,Entretien avec Jacques chancel,(Euvres complètes,tome Ⅲ,Seuil,1994,p.356.）虽然写作和出书从属于出版市场，从属于一种经济，但是“写作中总有某种‘更多之物’超越了这种赢利性，那就是‘不为什么’”，它定义了‘写作的迷醉’”。在巴特的设想中，真正的现代性作家“处在交换之外，沉潜于非盈利和禅宗的无所得(le mushotoku zen)之中，除了词语的倒错性迷醉之外不想获取任何 《被颠覆的倒错(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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