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反思

其中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和问题，再来  决定是否应当予以排斥。例如，我们是否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及它的几大板块有  比较清楚的认识?是否了解绵延近三十年的白银时代文学，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兴  起的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以及苏联时期受批判、遭查禁、被搁置的作品?应当  看到，以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罗赞诺夫和舍斯托夫为代表的那一代思想家的  文学批评建树，作为巴赫金的直接前驱的维·伊凡诺夫的文学理论贡献，被称为“俄国  象征主义集大成者”的安德烈·别雷从理论批评到诗歌文创作的多方面的成就，布宁以  及和布宁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的创作，等等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我们的接受视野之外。对于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  夫、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等作家的接受和理解，今天的研究者甚至落后于鲁迅、周作  人那一代学者，他们很早就译介过这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并受到其影响。还有，我们  对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了解、认识程度如何?我们对一些似乎早有定论的文学理  论、文学政策、文学运动等，是否真正了解其来龙去脉，认识它的实质?当我们津津乐  道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远不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并把前者连同苏联文学一起作为  极左文学加以排斥时，我们是否想到：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米·布尔加科夫的《  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杰  出作品，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不揣浅陋，  重复一下自己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段议论：
　　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文学和养育它的民族一样，经历了一条充满着探  索与困惑、希望与失望、激奋与悲凉的道路。文学的创造者们始终和这个饱经忧患的民  族共命运。一百年来，无数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以真诚的血泪，  艺术地记载了本民族曲折行进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几代人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灭，  为民族的命运歌哭，喊出了俄罗斯母亲的心声。毫无疑问，俄罗斯民族在二十世纪为世  界文学所提供的，是一部丝毫也不比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逊色的文学巨册。(注：汪介  之：《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其次，我们在观照、评价苏联文学时，是否应该抛弃一种久已习惯了的预设的前提。  这个假定的前提就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一直是一个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国家；苏联文学不仅始终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文学的典范，而且代表着世界各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预设  的、假定的前提，一是注意到苏联历史的复杂性，二是考虑到制约文学发展的多重因素  。本来，在列宁逝世以后，苏联是否还是一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从斯大林、赫  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究竟是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  小平同志为什么意味深长地说：“苏联搞了几十年，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文学研究者所能说清楚、所能回答的问题，而是政治学  家、历史学家们要去专门研究的问题。事实上，有很多问题是思想界、理论界和历史学  界仍在继续探讨之中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并存，尚未形成定论。在此种背景下，文学研  究界的人们就不必、也不可能统统把对苏联历史的某一种看法作为自己看取和评价苏联  文学的基本前提。而关于人类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也一直是处于各国文学研究者的  探索之中的。以往的苏联文学理论家，包括《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的作者苏奇科  夫，力求把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描绘成一个时代一种“主义”的演变过程。在他笔下，  整个文学史似乎就成了各种“主义”更替的历史，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人类艺  术思维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是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注：参见鲍·苏奇科夫  ：《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创作方法探讨》，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  89页。)然而，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是否早已超出了苏奇科夫等理论家所设  定的框架?世界文学的纷繁现象，是否显示出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迈进的趋  势?如果不是如此，我们的研究者是否一定还要坚持这样一种假定性的预设前提呢?这无  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三，我们是否应该把文学史本身和对文学史的描述区别开来，把尊重历史和固守着  某种已有的、习惯了的对历史的描述区别开来。当有些研究者试图对俄罗斯文学、特别  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进行重新考察，对一些重要作家进行重新评价时，往往会听到这  样一种意见，即：研究文学史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应当尊重历史，而不应当割断  历史、否定历史。这一意见，如果离开具体的、特定的语境，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  问题在于，尊重历史，是否就意味着应该尊重和维护以往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对文  学史过程的描述，尊重和维护他们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重要文学  现象的阐释?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全部研究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既然  关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以往的研究者都已经作过评说，而且这些评说本身也都已成  为历史，后来的研究者除了维护、尊重这些“历史”之外，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  做了。
　　第四，我们是否应该把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分为“主潮(流)文学”和“非主潮

(流)文  学”。从一些研究者的著作和文章看，所谓二十世纪俄罗斯的“主潮文学”，显然就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二十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则包括白银时代的几乎  全部文学，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苏联时期的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文学、“新浪漫主义  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还有苏联解体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但是这样一划分，除了高  尔基和肖洛霍夫等少数作家之外，二十世纪俄罗斯几乎所有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就  统统都属于“非主潮文学”的范畴了。这样的比重，能使“主潮文学”的概念得以成立  吗?另外，划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也值得考虑。如有一本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著作  ，把诗人叶赛宁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加以论述。众所周知，叶赛  宁在白银时代属于“新农民诗人”，或者说，他是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十月革命以后  ，他先是参加了由思想家、文学评论家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创建的“西徐亚人”团体(  信奉“欧亚大陆主义”)，后来又发表了“意象主义宣言”，成为意象主义诗人。他于1  925年自杀，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叶赛宁列为“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作家，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样的划分，其实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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