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分类探析
其附带的价值。而且纯粹法律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指的是权利和有价证券等没有具体物质形态、但具有明显经济价值的财产，而舞蹈、语言、传说、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不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当然不能用“财产”来涵盖。
（二）文物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cultural relics)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一般说来，“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遗物、遗迹无以计数，都保存下来显然不可能，而要以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的只能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部分。《文物保护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受法律保护文物的范围：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由于与人类的进化过程相关也被视同文物列入法律保护范围。在国际法律文件中，也有直接以“文物”为保护对象的，如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但该公约所指的“文物”范围显然比中国现行法律中的“文物”狭窄。其第2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文物系指因宗教或者世俗的原因，具有考古、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或者科学方面重要性，并属于本公约附件所列分类之一的物品。”而附件所列11项物品皆为可移动文物或业已肢解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组成部分。当然，作为被盗或非法出口的对象，也只能是可移动的物品。因此，它用了“cultural objects”一词，而不是更大范围的“cultural relics”。
与“文物”近似的词汇还有“古物”、“古玩”、“古董”等。这几个词汇都是指古代流传下来的器物。“古物”(antiques)一词相对比较客观，仅指古代器物，其蕴含的价值或信息可大可小，而且表现形式既包括可移动的器物，也包括不可移动的物体，中华民国时期颁布的相关法律即以“古物”为保护对象，如1930的《古物保存法》，其所称“古物”即建国后法律中所指的“文物”。而“古董”或“古玩”则有供人把玩、欣赏的主观因素在内，通常为比较珍奇、体态较小的可移动器物。中国历代文人雅士或权贵阶层都有把玩或收藏古董的习惯．统治者也常以攫取和占有前朝珍贵器物来炫耀自己的权势或为自己正名，但这与文物概念强调其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而言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三）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简称，是“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的特定概念。由于“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部分，而“世界遗产公约”又对“文化遗产”有明确的界定，很多读者便产生误解，以为公约中的“文化遗产”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甚至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相关概念的论述中，也不刻意区分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概念与一般意义的“文化遗产”概念。比如有学者认为：物质文化遗产即“从历史、艺术、人类学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这显然是将“世界文化遗产”直接等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一般的“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一定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还有的学者从该公约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出发，认为“它保留了人类文化遗产事业产生以来的若干传统的内容，如文物、考古遗址、文物建筑等，但它又吸纳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若干新的成果，如出现了建筑群‘与环境景色的结合方面’、‘自然与人联合工程’、文物‘联合体’等若干新的遗产类别，体现了将人一地关系、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文化遗产的系统性、原真性原则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加以考虑的学术视野。”言下之意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比以往的“文化遗产”范围更广泛。这个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虽然从表现形式上看．世界遗产中的“文化遗产”确实比以往的物质文化遗产更加丰富，加入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类别，但在外延上，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其实只是各国文化遗产中那些特别重要的、具有突出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部分。之所以会产生这些误解，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解读者忽略了公约第1条对“文化遗产”一词的限定：“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这是基于公约的保护目的对“文化遗产”所做的界定，这里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世界文化遗产”，其后所列的三项遗产形式即“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而非普通意义的文化遗产或者物质文化遣产；还有一种可能是公约中译本将第一项译为“文物”造成的误导，既然三项遗产形式中第一项已经是中国法律中的“文物”，其外延当然要比“文物”大。但正如前文所述，此“文物”非彼“文物”，它只是“纪念地”(monuments)的误译，这三项遗产形式其实都是中国法律语境中的“文物”的应有之意，都在《文物保护法》的范围之内，只不过“世界文化遗产”更强调其突出的普遍价值，通常属于大型不可移动文物。
既然“世界遗产”只是“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的特定概念，我们就不能脱离公约来随意解释和使用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和媒体在解读世界遗产时，都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世界遗产概念的边界。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世界遗产体系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双遗产和文化景观，文化遗产又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句话分开说当然没问题，但合在一起却充满了概念的混乱。这实际上是将世界遗产体系无限扩大了，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补充文件，世界遗产确实可以划分为这四种类型，但其中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大型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既不可能包括全部的物质文化遗产，更无法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的学者认为：“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此外，还包括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特这种观点的学者在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学界不在少数，他们实际上是将“世界遗产公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将后者视为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从产生背景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现确实与“世界遗产公约”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缺陷有关，但不能因此就断定两者是一个整体，毕竟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机制来看，它们不仅是两个独立的公约，不仅有 《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分类探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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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物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cultural relics)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一般说来，“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遗物、遗迹无以计数，都保存下来显然不可能，而要以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的只能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部分。《文物保护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受法律保护文物的范围：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由于与人类的进化过程相关也被视同文物列入法律保护范围。在国际法律文件中，也有直接以“文物”为保护对象的，如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但该公约所指的“文物”范围显然比中国现行法律中的“文物”狭窄。其第2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文物系指因宗教或者世俗的原因，具有考古、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或者科学方面重要性，并属于本公约附件所列分类之一的物品。”而附件所列11项物品皆为可移动文物或业已肢解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组成部分。当然，作为被盗或非法出口的对象，也只能是可移动的物品。因此，它用了“cultural objects”一词，而不是更大范围的“cultural relics”。
与“文物”近似的词汇还有“古物”、“古玩”、“古董”等。这几个词汇都是指古代流传下来的器物。“古物”(antiques)一词相对比较客观，仅指古代器物，其蕴含的价值或信息可大可小，而且表现形式既包括可移动的器物，也包括不可移动的物体，中华民国时期颁布的相关法律即以“古物”为保护对象，如1930的《古物保存法》，其所称“古物”即建国后法律中所指的“文物”。而“古董”或“古玩”则有供人把玩、欣赏的主观因素在内，通常为比较珍奇、体态较小的可移动器物。中国历代文人雅士或权贵阶层都有把玩或收藏古董的习惯．统治者也常以攫取和占有前朝珍贵器物来炫耀自己的权势或为自己正名，但这与文物概念强调其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而言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三）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简称，是“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的特定概念。由于“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部分，而“世界遗产公约”又对“文化遗产”有明确的界定，很多读者便产生误解，以为公约中的“文化遗产”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甚至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相关概念的论述中，也不刻意区分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概念与一般意义的“文化遗产”概念。比如有学者认为：物质文化遗产即“从历史、艺术、人类学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这显然是将“世界文化遗产”直接等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一般的“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一定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还有的学者从该公约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出发，认为“它保留了人类文化遗产事业产生以来的若干传统的内容，如文物、考古遗址、文物建筑等，但它又吸纳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若干新的成果，如出现了建筑群‘与环境景色的结合方面’、‘自然与人联合工程’、文物‘联合体’等若干新的遗产类别，体现了将人一地关系、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文化遗产的系统性、原真性原则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加以考虑的学术视野。”言下之意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比以往的“文化遗产”范围更广泛。这个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虽然从表现形式上看．世界遗产中的“文化遗产”确实比以往的物质文化遗产更加丰富，加入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类别，但在外延上，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其实只是各国文化遗产中那些特别重要的、具有突出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部分。之所以会产生这些误解，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解读者忽略了公约第1条对“文化遗产”一词的限定：“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这是基于公约的保护目的对“文化遗产”所做的界定，这里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世界文化遗产”，其后所列的三项遗产形式即“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而非普通意义的文化遗产或者物质文化遣产；还有一种可能是公约中译本将第一项译为“文物”造成的误导，既然三项遗产形式中第一项已经是中国法律中的“文物”，其外延当然要比“文物”大。但正如前文所述，此“文物”非彼“文物”，它只是“纪念地”(monuments)的误译，这三项遗产形式其实都是中国法律语境中的“文物”的应有之意，都在《文物保护法》的范围之内，只不过“世界文化遗产”更强调其突出的普遍价值，通常属于大型不可移动文物。
既然“世界遗产”只是“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的特定概念，我们就不能脱离公约来随意解释和使用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和媒体在解读世界遗产时，都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世界遗产概念的边界。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世界遗产体系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双遗产和文化景观，文化遗产又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句话分开说当然没问题，但合在一起却充满了概念的混乱。这实际上是将世界遗产体系无限扩大了，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补充文件，世界遗产确实可以划分为这四种类型，但其中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大型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既不可能包括全部的物质文化遗产，更无法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的学者认为：“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此外，还包括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特这种观点的学者在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学界不在少数，他们实际上是将“世界遗产公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将后者视为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从产生背景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现确实与“世界遗产公约”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缺陷有关，但不能因此就断定两者是一个整体，毕竟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机制来看，它们不仅是两个独立的公约，不仅有 《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分类探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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