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以解决。然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忽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区别，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30年代初，苏联不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使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因饥荒而死亡500～900万人[12]，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斯大林将他们打成民族主义危险分子，流放和镇压了大批　农民和富农。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　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机会主义一　样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大清洗运动期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领导干部　和知识分子因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镇压。如1937～1938年间　，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共中　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　86%被捕、流放或遭监禁。卫国战争时期，借口某些少数民族中有人“与法西斯勾结而　背叛祖国”，就把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弱小民族的大　约500万人赶出其世代居住地，强制其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等条件艰苦的地方，其中有　几个民族在赫鲁晓夫时期恢复了名誉，返回家园，恢复了自治，而另3个民族，后来虽　也恢复了名誉，但未允其重返家园，恢复自治，因而留下动乱的根子。赫鲁晓夫和勃列　日涅夫当政时期，仍然坚持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的观点，并且认为国内民族主义　活动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将各共和国内不满苏共政策、要求扩大自主权以及歌　颂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统统当成资产阶级分子，大加批判或监禁，把　不满和反抗的少数民族作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进行打击和镇压。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　民族问题，其结果是在民族关系中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属于各民族间的　内部矛盾人为地转化为敌我矛盾，造成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伤害了这些民族的感　情，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助长了民族分离倾向。
　　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作为旧时代的糟粕，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以后理应予以清除。列宁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如大俄罗斯主义和各种地方民族主义，他要求着重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要危险，因此，他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13]但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忽视了列宁的教导，虽然他们一直笼统强调反对民族主义，但实际上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第一，歪曲沙皇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把沙俄的侵略扩张说成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是少数民族的“自愿归并”，沙皇给被征服民族带来“文明与进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中苏联恢复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等地区，强制立陶宛、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四国加入苏联，收复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这样的边界最符合苏联　历史的真实”[14]。在斯大林看来，凡沙俄帝国占领过的领土都应该是苏联的领土，强　占这些地方是恢复苏联“合理的边界”。这实际上违背了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制定的关于　不允许划分势力范围的对外政策原则。第二，任意吹捧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和　领导民族，无视其他民族的地位与贡献。如他们宣称俄罗斯是各共和国联合成统一国家　的“中心”，吹捧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苏联各民族的母亲”，“是　俄罗斯人帮助其他民族克服了几百年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15]。甚至在1989年9月　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仍坚持要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新联盟国家，继续强调“俄罗斯过去　和现在都是整个联盟国家的凝聚力量，对于克服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作出了决定性的贡　献”[16]。第三，俄罗斯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权。1923年6月，按斯大林在全苏民族工作　会议上提出的选举原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350名代表组成，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　国代表为280名，占80%，而其他3个共和国代表只有70名，仅占20%[17]。在历届苏联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中，虽然各民族共和国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参加，但历届国　家元首则大多为俄罗斯人，历届苏联政府首脑除斯大林一人外都是俄罗斯人，至于联盟　中央政府各部委主要领导职务也大多由俄罗斯人担任。在实际上直接掌控国家最高权力　的苏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虽有少数非俄罗斯人参加，但除斯大林外，其余各届苏共中央　最高领导职务均由俄罗斯人担任。典型的例证是，安德罗波夫为首的10人组成的中央书　记处全部是俄罗斯人；各主要民族共产党员占全体党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俄罗斯59.8　%、乌克兰16.02%、白俄罗斯3.76%、乌兹别克2.31%、哈萨克1.94%、格鲁吉亚1.68%、　阿塞拜疆1.6

5%、亚美尼亚1.51%、摩尔达维亚0.53%。上述做法，严重违背了各共和国　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第四，强制推广俄语并作为苏联的国语，歧视少数民族语言。语　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多民族国家里，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　克思主义反对对任何民族语言的任何歧视和限制，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　认为如果把一个大民族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民族，势必造成人为地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列　宁指出：“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　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18]他坚持民族语言平等，　反对强行推广俄语，他指出：“用棍棒强迫”其他民族学习俄语，其后果只能是“使伟　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难以为其他民族集团所接受，主要是会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　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19]但列宁之后的历届领导人都违背民族平等的原　则，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广俄语，力图使俄语成为各共和国国语。据统计，1986年苏联　出版发行各种书籍22亿册，其中俄文书籍占86%，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书籍仅占14%(少　数民族人占全苏人口49.2%)[20]。有几十个小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处于消失的边缘。
　　几十年来，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原则，事实上使俄罗斯处于联盟中央领导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权，而其他少数民族则处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民族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激发了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普遍存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互为因果，成为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
　　收稿日期：2002-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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