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p;I am going to deliver them.(Shakespeare,Two Gentlemen of Verona Ⅲ.i.51)
虽然公爵问的是活动‘Where are you going so fast?’（去哪里这么快？），他真正想问的是Valentine的意图或目的；同样，虽然Valentine回答的是活动，她也是根据他的意图提供恰当的信息。由于be going to总是和人物意图的语境联系，逐渐从早期有关空间活动的意义解脱出来。表示目标或意图的新功能逐渐演变为该结构的新功能。
6.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
语法化研究有两个视角：历时的和共时的。
较多的人倾向于语法化是语言内部的历时变化，例如功能词、词缀等是从早期的词汇演变的。既然是历时的，必然是渐进的，而不是离散的。它是一个级阶，一个语法化链，一个连续体(Harris 1997)。一种语言沿着连续体对一组范畴有各种称呼，但没有改变它们相应的位置。
但Lightfoot(1979，1991)持有不同立场，他认为变化不是渐进的。人们产生渐进性的影响，来自通过许多小变化形成了语法复杂性，此后出现一次大的变动，重新构建语法。Lightfoot(1991)建议通过建立两套语法进行对话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Harris和Campbell(1995)则提出渐进性部分是由于说话人在活动中对一个结构有多种分析的结果。
以上不同意见便引向另一个视角，即共时的类型学的方法。语言使用者采用不同方法，达到完成相似的言语处理过程。形式主义者对类型学方法做的工作不多。Bouchard(2002)认为它恰恰对语言的词汇句法有很大影响，而且可以解决形式主义者在描写时遇到的问题。Chomsky(2000)曾经承认，使用无法解释的特征导致这样一个事实：生成语法提供的是“工程学的解决方法”，它只描写事实，但不做解释。例如，说某些形容词在法语中可以跟在名词之后，因为法语的名词具有这样的特征，但同样的形容词在英语中在名词之前，因为英语名词不具有法语的特征，这只是换个说法而言，无助于我们的理解。Chomsky采用外部动机来逃避正确的描写。他后来试探性地争论道，也许移位(dislocation)起到区分两种语义学——“深层”和“表层”解释原则的功能。这仍然是空的，因为不清楚这种区分是否真实的。其次，它也不能说明语言间变异的中心问题。但是，Bouchard(2002)认为寻找外部的逻辑为先的观点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比做一些空洞乏味的陈述前进了一步。但变异也可以在思维系统内部引起。一个集合可以根据所有成员共享的特性加以规定。因此语言完全可以使这个或那个概念语法化。由此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名词表达的功能。例如，有的区分物质／可数名词，有的区分单数／复数。因此TOMATO的所指不一定区分“一个西红柿”(a tomato)，“这个西红柿”(the tomato)，“一些西红柿”(some tomatoes)，“这些西红柿”(the tomatoes)，或作为物质名词的“西红柿”(tomato)。汉语和朝鲜语就是这样。
而在法语和英语做详细区分的语言中，数字起很大作用，因为它是细分一个集合的最小的方法。数字表示这个集合是有基数的，它有若干个成分。在这个基础上，数字的语法化带来更多的选择。数字可以表现为名词，在形态学中以N直接标记，在法语中可以编码为限定成分Det；数字在Walloon语中可以是纯粹的短语。总之
Taeymans(2002)的研究表明，在共时研究方面，还可发挥语料库的作用。如DARE和NEED具有双重特性：当作为情态词时，没有第三人称单数，没有简单现在时的变化，没有祈使形式，没有不定式，没有分词形式，可直接用NOT否定；在问句中可作为操作词，可带光杆不定式补语。
这种共时变异可反映历时变化。人们曾普遍认为，NEED越来越成为情态助动词，因而语法化了，而DARE似乎相反，脱语法化了。这就要比较其频率。从英国英语的语料库材料看，Taeymans发现实际数字否定了Quirk等人的说法(1985:138-139)；对DARE和NEED来说，作为主要动词结构几乎总是可用的，事实上更为普通。在口语中DARE作为情态词达58.5%之多，24%用于混合或杂合结构，只有17.5%是全动词结构。在书面语中，情态词和全动词变异几乎相等（分别为36.5%和34%），29.5%是混合结构。反之，NEED的语料表明，其用作主要动词形式更多更普通，书面语中达95%，口语中达98%；混合结构非常少。
否定形式和疑问形式的使用也很明显。在问句和否定句中，DARE作助动词用比作词汇词要多，而NEED在问句中一般另加DO。在口语的否定形式中也是如此，但在书面语中，助动词结构用得更多。Taeymans还注意到，这两个动词的情态形式主要出现在非肯定语境中，即主要为疑问结构和否定结构。这与语法化理论相符，更具有语法功能的形式局限于非肯定语境，而语法功能不强的形式总是常用的。
7.导致语法化的认知过程
Bybee(2002)认为有许多基本机制导致语法化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而不决定于语言问题。一些语法化过程的特征如下。
首先，发生语法化的词语和短语在发音上弱化了，如简约，同化和省略，产生使肌肉发力减少的序列(Browman and Goldstein 1992，Mowrey and Pagliuca 1995)。例如，going to弱化为gonna，甚至在有些语境下，进一步减弱为I'm(g)onna。显然，这是人们做事时的省力原则在起作用。
其次，进入语法化过程的特定的、具体的意义经过一段时间后法则化了，变得更为抽象，这样可以适合更多语境，如以下三例。第一句的本义是莎士比亚英语的唯一可能的解释，而今天另两式更为普通。
(12) a.移动：We are going to Windsor to see the King.
b.意图：We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in June.
c.将来：These trees are going to lose their leaves.
本文作者注意到，将原为空间意义的词语语法化的情况，在汉语里也有：
(13)a.移动：他们去街道委员会办结婚证了。
b.意图：他们去办结婚证了。
c.将来：登记后他俩去旅游结婚。
第三，在没有渊源关系的诸语言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跨语言的相似性，往往是这些语言中同样的或非常相似的词汇意义能发生语法化。而且在总共几万字的一种语言中，只有少量的词可以参与语法化。这里，有没有法则化的东西呢？有。Heine等人(1 《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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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爵问的是活动‘Where are you going so fast?’（去哪里这么快？），他真正想问的是Valentine的意图或目的；同样，虽然Valentine回答的是活动，她也是根据他的意图提供恰当的信息。由于be going to总是和人物意图的语境联系，逐渐从早期有关空间活动的意义解脱出来。表示目标或意图的新功能逐渐演变为该结构的新功能。
6.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
语法化研究有两个视角：历时的和共时的。
较多的人倾向于语法化是语言内部的历时变化，例如功能词、词缀等是从早期的词汇演变的。既然是历时的，必然是渐进的，而不是离散的。它是一个级阶，一个语法化链，一个连续体(Harris 1997)。一种语言沿着连续体对一组范畴有各种称呼，但没有改变它们相应的位置。
但Lightfoot(1979，1991)持有不同立场，他认为变化不是渐进的。人们产生渐进性的影响，来自通过许多小变化形成了语法复杂性，此后出现一次大的变动，重新构建语法。Lightfoot(1991)建议通过建立两套语法进行对话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Harris和Campbell(1995)则提出渐进性部分是由于说话人在活动中对一个结构有多种分析的结果。
以上不同意见便引向另一个视角，即共时的类型学的方法。语言使用者采用不同方法，达到完成相似的言语处理过程。形式主义者对类型学方法做的工作不多。Bouchard(2002)认为它恰恰对语言的词汇句法有很大影响，而且可以解决形式主义者在描写时遇到的问题。Chomsky(2000)曾经承认，使用无法解释的特征导致这样一个事实：生成语法提供的是“工程学的解决方法”，它只描写事实，但不做解释。例如，说某些形容词在法语中可以跟在名词之后，因为法语的名词具有这样的特征，但同样的形容词在英语中在名词之前，因为英语名词不具有法语的特征，这只是换个说法而言，无助于我们的理解。Chomsky采用外部动机来逃避正确的描写。他后来试探性地争论道，也许移位(dislocation)起到区分两种语义学——“深层”和“表层”解释原则的功能。这仍然是空的，因为不清楚这种区分是否真实的。其次，它也不能说明语言间变异的中心问题。但是，Bouchard(2002)认为寻找外部的逻辑为先的观点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比做一些空洞乏味的陈述前进了一步。但变异也可以在思维系统内部引起。一个集合可以根据所有成员共享的特性加以规定。因此语言完全可以使这个或那个概念语法化。由此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名词表达的功能。例如，有的区分物质／可数名词，有的区分单数／复数。因此TOMATO的所指不一定区分“一个西红柿”(a tomato)，“这个西红柿”(the tomato)，“一些西红柿”(some tomatoes)，“这些西红柿”(the tomatoes)，或作为物质名词的“西红柿”(tomato)。汉语和朝鲜语就是这样。
而在法语和英语做详细区分的语言中，数字起很大作用，因为它是细分一个集合的最小的方法。数字表示这个集合是有基数的，它有若干个成分。在这个基础上，数字的语法化带来更多的选择。数字可以表现为名词，在形态学中以N直接标记，在法语中可以编码为限定成分Det；数字在Walloon语中可以是纯粹的短语。总之
，跨语言的类型学变异决定于物体特性和人类的认知特性。语法化便是对这些逻辑为先的特性的适应。
Taeymans(2002)的研究表明，在共时研究方面，还可发挥语料库的作用。如DARE和NEED具有双重特性：当作为情态词时，没有第三人称单数，没有简单现在时的变化，没有祈使形式，没有不定式，没有分词形式，可直接用NOT否定；在问句中可作为操作词，可带光杆不定式补语。
这种共时变异可反映历时变化。人们曾普遍认为，NEED越来越成为情态助动词，因而语法化了，而DARE似乎相反，脱语法化了。这就要比较其频率。从英国英语的语料库材料看，Taeymans发现实际数字否定了Quirk等人的说法(1985:138-139)；对DARE和NEED来说，作为主要动词结构几乎总是可用的，事实上更为普通。在口语中DARE作为情态词达58.5%之多，24%用于混合或杂合结构，只有17.5%是全动词结构。在书面语中，情态词和全动词变异几乎相等（分别为36.5%和34%），29.5%是混合结构。反之，NEED的语料表明，其用作主要动词形式更多更普通，书面语中达95%，口语中达98%；混合结构非常少。
否定形式和疑问形式的使用也很明显。在问句和否定句中，DARE作助动词用比作词汇词要多，而NEED在问句中一般另加DO。在口语的否定形式中也是如此，但在书面语中，助动词结构用得更多。Taeymans还注意到，这两个动词的情态形式主要出现在非肯定语境中，即主要为疑问结构和否定结构。这与语法化理论相符，更具有语法功能的形式局限于非肯定语境，而语法功能不强的形式总是常用的。
7.导致语法化的认知过程
Bybee(2002)认为有许多基本机制导致语法化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而不决定于语言问题。一些语法化过程的特征如下。
首先，发生语法化的词语和短语在发音上弱化了，如简约，同化和省略，产生使肌肉发力减少的序列(Browman and Goldstein 1992，Mowrey and Pagliuca 1995)。例如，going to弱化为gonna，甚至在有些语境下，进一步减弱为I'm(g)onna。显然，这是人们做事时的省力原则在起作用。
其次，进入语法化过程的特定的、具体的意义经过一段时间后法则化了，变得更为抽象，这样可以适合更多语境，如以下三例。第一句的本义是莎士比亚英语的唯一可能的解释，而今天另两式更为普通。
(12) a.移动：We are going to Windsor to see the King.
b.意图：We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in June.
c.将来：These trees are going to lose their leaves.
本文作者注意到，将原为空间意义的词语语法化的情况，在汉语里也有：
(13)a.移动：他们去街道委员会办结婚证了。
b.意图：他们去办结婚证了。
c.将来：登记后他俩去旅游结婚。
第三，在没有渊源关系的诸语言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跨语言的相似性，往往是这些语言中同样的或非常相似的词汇意义能发生语法化。而且在总共几万字的一种语言中，只有少量的词可以参与语法化。这里，有没有法则化的东西呢？有。Heine等人(1 《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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